精品阅读（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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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目录】

1、《桃花庵里桃花仙》（节选） ——唐伯虎        作者：慧  远

2、《吹箫说剑》              ——龚自珍        作者：王开林

3、《文天祥千秋祭》（节选）   ——文天祥        作者：卞毓方

4、《梅香正浓》              ——史可法        作者：白  桦

5、《李渔的“闲情”》         ——李  渔        作者：辰  君

6、《用心灵走近蒲松龄》      ——蒲松龄        作者：韩  青

7、《宣南雨又来》            ——谭嗣同        作者：袁  鹰

8、《沉  船》                ——邓世昌        作者：高洪波

9、《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林则徐        作者：梁  衡

10、《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        作者：冯伟林

11、《伟大的二重性格》       ——鲁  迅        作者：孔庆东

12、《一代儒僧李叔同》（节选）——李叔同        作者：来新夏

13、《林语堂的生活艺术》     ——林语堂        作者：竺  晓

14、《觅渡，觅渡，渡何处？》 ——瞿秋白        作者：梁  衡

15、《天才徐志摩》           ——徐志摩        作者：余  杰

16、《老舍之舍》             ——老  舍        作者：刘美芹

17、《狷者朱自清》           ——朱自清        作者：叶兆言

18、《上善若水》（节选）      ——沈从文        作者：谢　伦

19、《我读汪曾祺》           ——汪曾祺        作者：陈喜儒

20、《北岛：在语言中漂流》   ——北  岛        作者：刘鹏凯

 

 

桃花庵里桃花仙（节选）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慧  远

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且不说关于他的各种野史逸闻滥觞于民间，旧时的一部《四杰传》以及评弹《三笑姻缘》亦可谓深入人心，遍传于大江南北之街头巷尾与茶楼酒肆。再加上近世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带有了浓重的世俗文化意蕴，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寻味。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唐伯虎，其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呢？

我们先来翻阅一下《明史》。这部由清代官方所修的卷帙浩繁的正史，留给唐伯虎的不过只有区区二百多字而已。在五十多人的文士合传中，唐伯虎名列倒数第十六，其志传的内容如下：“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另外，一些地方志诸如《江南通志》、《苏州府志》和《吴县志》等，对唐伯虎的记载也基本如此，其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见，唐伯虎除了的确以才华名动一时之外，其个人经历与宗法社会中所有的落拓士人一样，也并无多少特殊之处，至少，这个唐伯虎与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风流才子形象相距甚远，两者之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唐伯虎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承平日久的中后期，正德年间也曾经被许多古今学者视之为明代社会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转捩点。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时代，从皇帝到平民都充满了一种玩世不恭的精神，正像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那样，十四岁即位的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像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的确，正德皇帝虽然算不上是称职的皇帝，倒不失是一位性情中人，而且，他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均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就使得商业行为与意识悄悄地越过了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自行发展，都市时尚与各种奢华的交易也开始萌芽，明代初期的那种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体系则逐渐瓦解。虽然这些未必出自正德皇帝的本意，但其结果却是无可避免地打破了农耕社会原有和谐的阶级关系——既然连皇帝都在向往自由，士人自然更是上行下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直接促成了一种新的士绅文化品格的形成。唐伯虎生活的苏州自古就是曹雪芹所说的“最后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苏州更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真个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这就为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点缀。苏州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英才辈出、群星璀璨，亦显然是得益于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唐伯虎在内，祝枝山、文征明、张灵等人俱为苏州当地一时的才俊。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可以说印象中江南风物的钟灵毓秀与天宝物华，是与这些才子们紧密相连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成为江南人文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商业文化的繁荣虽然带来了明代士风的转变，却也使得身处红尘世界中的士人们陷入了精神上的躁动以及满足欲望与保持道德之间日益紧张的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他们要面对物质享乐的诱惑，另一方面则要面对世道沦落所带给自己的忧患意识。他们既是商业文化的得益者，却又对商业文化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朴素的生活和对“学而优则仕”按部就班的追求方式，正是商业文化的繁荣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屏障，让他们一时之间即变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起来。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唐伯虎伊始就对科举抱有一种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理智上却又不得不去俯就绳墨，虽然科举制度与他的思想个性格格不入，但又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选择；虽然他早年即以“才子”名世，但“才子”这个称谓只是一种民间荣誉，既不能拿来当作吃饭穿衣的本钱，也不能给个人前途带来任何的实惠。除了继续走“学而优则仕”这条老路以开辟自己的美好前程之外，唐伯虎根本就别无选择。不过，仕途这条路也不是谁想走都能够轻易走得通的，论才华，唐伯虎固然是才华超绝，足以恃才傲物，但仅有才华却是远远不够的。在传统社会中，仕途就是官场，而官场又是什么呢？官场的规则与性情中人的生活原本就截然不同，入官场首先需要练就一身趋炎附势的软硬功夫，同时还必须深谙厚黑之术，只有那些老于世故、虚与委蛇之辈才有可能在其中如鱼得水——这是由宗法社会官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那些才气纵横、锋芒毕露的才子们不但会弄得大家都没有饭吃，而且，由于他们的才气和自信，也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遭到体制的排挤。所以文人在世俗社会中大抵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事功，那就只有隐藏起自己的本来面目，夹起尾巴去等待时机；或者自娱，满足于个人心性，那就干脆放浪形骸、笑傲江湖。这两者之间形同水火，根本就是难以折中的。然而不幸的是，唐伯虎身上既具有才子百无禁忌的傲气，又有着孩子般的单纯与不谙世事。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唐伯虎虽然和天下所有的士人一样，想依靠科举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但即使没有科场舞弊案的发生，他也未必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对此，经过一番磨砺之后的唐伯虎才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在《与文征明书》中不无悲愤地作了如下反省：“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无芜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至于一辈子震赫，如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海内因以寅为不齿之士，仍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唐伯虎的诗词向以“语殊俚浅”名世。他认为创作就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声言“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种论点在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把持文坛的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俚俗入诗对唐伯虎在民间的文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他的这种创作态度对晚明文坛影响甚巨，非但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深受启发，我们甚至在清初“性灵派”文人的创作中也仍然能够看出唐伯虎的流风余韵。唐伯虎经常在自己的诗文中以李白自比，民间也曾传说他与祝枝山、张灵在雨雪天扮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则沽酒去寺中痛饮，并大呼“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这一方面可见其放浪形骸、荒诞不经之一端，另一方面亦可见他们对李白诗境的刻意追求。但是，与李白相比，唐伯虎的诗文无论在格局上还是气魄上都明显小了许多。这当然怪不得唐伯虎，因为明代社会的逼仄与大唐气象从来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古代士人似乎总会对时间与生死之类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唐伯虎的诗文既然是为了“以口传心”，我们在其中读到的除了他对个人身世的感叹之外，还有一种徘徊于大地的大感伤与大悲悯，即使是在唐伯虎的那些描述寻欢作乐的诗文中，也仍然蕴含着一丝对于时光流逝的永恒恐惧。比如唐伯虎的那首广为人知的《桃花庵歌》，他虽然在诗中以“桃花庵里桃花仙”自命，表现出一副安贫乐道的旷达胸怀和一种诗酒逍遥的人生境界，但他最终还是将时间看做了衡量人类一切希望和欲望的尺度，其结局也仍然不免要归结到虚无，归结到一个不可抗拒的人生宿命。另外，像《一世歌》、《感怀》、《叹世》、《怅怅词》等作品，也大致表现了同样的创作意象。应该说唐伯虎民间形象的形成，的确是与他创作的通俗易懂分不开的。而他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则与徐渭、袁宏道、沈季、尤侗等人的大力彰显不无关系。所以，后人一般都把唐伯虎归之于晚明人物，因为真正开启晚明一缕文脉的，从理论上讲自然属王阳明最有建树，但如果从精神人格与身体力行方面来说，却是唐伯虎的影响更大一些。

吹箫说剑

王开林

龚自珍（定庵）以其卓然不俗之姿进入我的视野，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入了他的《病梅馆记》。老实说，我背熟了这篇文章，心头便斧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江、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乖悖自然精神，“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颇有点像是薜萝村中的东邻女儿，竟以西施捧心为美。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他们多有绝招——“斫直、删密、锄正”，扭曲梅的天性，不惜夭阏其生机。于是乎，龚自珍感叹道：“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作者同情病梅，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从小到大，个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还被礼教牢牢地束缚，时时处处低眉垂首，察言观色，活得极不自然，而且缺乏应有的趣。其后，高中课本续选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仍是与《病梅馆记》同一路数的作品，进步也显而易见，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单从这一文一诗，我还不清楚他身上究竟有几分狂狷豪侠的成色，也不明白他为何能高蹈狂舞二十余年，被誉为“文坛之飞将”。怪只怪我接触《龚定庵全集类编》较晚，对他的作品和身世所知寥寥。想起来真好笑，在我心目中，长时期，他只不过是清代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文家”，属于《小说面面观》（英国小说家弗斯特著）里所讲的那种“扁平的人物”类型，缺乏立体感和纵深感，一团影像，十分模糊。

定庵出生在杭州的诗礼簪缨之家，母亲段驯是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的女儿，同样善于“以字解经，以经解字”。这样的家学渊源，不用讲，龚自珍受惠良多。他髫龄早慧，十五岁分韵作诗，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三岁作《明良论》四篇，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得到很高的评价，其语为：“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定庵先生年谱》大体是粗线条的，细节不多。我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了，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可是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之一），“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销魂味”（《湘月》），“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之一），难怪他一生多病多灾。定庵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真是咄咄怪事。

在科举考场上，大才子蹭蹬者多，顺遂者少，定庵也不例外。直到三十八岁那年，他才勉强通过春闱，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个成绩够悬的，离落第并不太远。清代的殿试以书法为重，龚自珍的毛笔字马马虎虎，就为这一条，他便跻入不了鼎甲、二甲之列，点不了翰林。龚自珍的官运也平淡无奇，四十六岁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便封了顶，再也没有升迁的迹象。

有一回，定庵去拜访身为部长高官（礼部尚书）的叔叔，刚落座，叔侄尚未寒暄数语，阍者就报告说，有位小门生到府中求见。来人新近入了翰林，正春风得意着呢。龚自珍只好暂去耳房回避，外间的谈话听得倒也一清二楚。尚书问门生最近都忙些什么，那人回答，也没啥要紧的事情，平日只是临摹字帖。尚书夸道：“这就对啦，无论大考小考，首要的是字体端庄，墨迹浓厚，点画工稳。若是书法一流，博得功名直如探囊取物!”那位门生正唯唯诺诺地恭听教诲，定庵忍不住在隔壁鼓掌哂笑道：“翰林学问，原来如此!”这话直弄得那位门生大窘，慌忙告辞，尚书则大怒，将龚自珍狠狠地呵斥了一番，叔侄间竟为此断绝了长年的亲密来往。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也很可能认为它格外的甜。定庵未入翰苑，受到的刺激还真不小呢，后来，他干脆让女儿、媳妇、小妾、宠婢都日日临池，而且专练馆阁体。平常，若有人说到翰林如何如何，他就会嗤之以鼻地挖苦道：“如今的翰林，还值得一提吗？我家的女流之辈，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不讲别的，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的毛笔字，就绝对够格了!”瞧，他这讽刺牢骚的话说得多滑稽。你称这是狂吧，他也真狂得妙趣横生。

大凡性情中人，喜欢讲怪话，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动辄触犯时忌，在官场里就休想混出多大的名堂。定庵作过一副对联：“智周天下而无所思，言满国中而未尝议。”这种证悟法华三昧的话，说说而已，他如何能臻达化境？定庵只好认命，做个诗酒风流的名士，感觉也不错嘛，至少比那些削尖脑袋苦苦钻营的家伙活得更潇洒快意。

放浪形骸之外的人，身上总难免会有长年改不掉的毛病。定庵平日身上不可有钱，有钱即随手化尽，花酒也没少吃，樗蒲之戏（赌博）也没少玩，而且场场必输。所幸他诗名大，崇拜者不乏其人，借钱给他，似乎还嫌不够客气和义气，有人干脆送钱给他，索性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这位名士的快乐之上。定庵嗜赌，多半花别人的钱，得自家的快活，如果真要他破财，他一早就倾家荡产了。令定庵最沉迷的赌戏是摇摊（即压宝），他经常吹牛说他能用数学公式解出大小输赢的概率，分毫不差。令人咋舌的是，他的“研究工作”竟做到了卧室里，帐顶画满一大堆数字，没事时，他就躺在床上，抬头琢磨那些数字的排列组合，从中探寻消长盈虚的信息。定庵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赌术天下独步，了解他的人则清楚，其所谓独步天下的赌术，只不过是赵括那样的纸上谈兵，全无实际效果。

有一回，扬州某盐商家大排宴席，名流巨贾齐聚，酒过三巡，照例要开赌局。有位喜欢附庸风雅的王姓客人，是定庵的崇拜者，那天晚到，看见龚大诗人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云，似有萧然出尘之想，便凑到跟前来搭讪：“您不喜欢热闹吧？独自游园，可真是雅人深致啊!”

定庵却笑道：“陶靖节（渊明）种菊看山，哪里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无可奈何，才纵情山水之间，以寄托满怀忧郁。所以他的诗文越是旷达，就越是表明他不能忘怀世事。我拂水弄花，也是这种境况而已，没什么特别。”稍停，他又说：“今天的赌局，我早看得雪样分明，只因阮囊羞涩，才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世间没有豪杰之士，肯借赌本给我去大博一场!”王君正愁没有进一步攀结定庵的契机，听他这样海侃神吹，还能不倾囊相助？两人联袂入局，赌小赌大，呼卢呼雉，转眼间，就连输五把，一千两银票顿时化为乌有。王姓客人多的是钱，倒没怎么着恼，定庵却气得嗷嗷直叫，一跺足，扬长而去。

是真名士自风流。可是定庵风流过了头，代价未免太高了一点。定庵的情敌很不简单，是荣恪郡王绵亿的儿子，姓爱新觉罗名奕绘，文学上的造诣也不浅，著有《明善堂集》。奕绘受封为贝勒，其妻太清西林春则为福晋。太清本姓顾，是江苏吴门人，才色双绝。奕绘不仅会做官，还特别爱才，家中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四十四岁时，定庵任宗人府主事，是奕绘的部员，常去府邸交差。贝勒把他尊为上宾，随他在府中行走，时或与太清诗词唱和。定庵《己亥杂诗》中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的诗句，浪漫温馨，即真实写照。久而久之，两人通了情款。太清常穿白衣，披红斗篷，凌波微步，胜似天仙，手指洁白如玉，尤其喜欢骑在高头骏马上弹铁琵琶，见过的人都说她是王昭君再世。定庵有绝活，他与太清用蒙语聊天，用汉语写诗，用吴语调情，表面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但情之所至，神魂为之颠倒，又怎能长期避人耳目？贝勒暗中派人追杀定庵，一定要致他于死命。所幸太清的仆人忠心爱主，侦获这一阴谋，及时通知了定庵。事出仓促，定庵孤身逃往江东，路费不足，竟差点污面做了乞丐。

定庵五十岁时（１８４１年）殁于浙江丹阳。《年谱》上说他是“暴疾捐馆”——当时他是云阳书院讲席——此事令人疑窦丛生。莫非奕绘不依不饶，一直穷追不舍，到底还是用鸩酒取了定庵的性命?

嘉（庆）、道（光）之际，定庵与魏源并肩齐名，有“龚魏”之称。就文学而言，龚胜于魏；以政见而论，魏胜于龚。定庵也极力主张御外侮，焚鸦片。他一直关注塞防与海防，曾撰《蒙古图志》，洞悉沙俄的狼子野心。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定庵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劝老友多带兵，多筑炮台，多留神，准备一战，他的确很有先见之明。定庵真有侠肝义胆吗？“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惜豪情都付流水飘风，虽是极佳曲调，时人和后人都听不分明。弱质书生自古好为大言，连诗仙李白也未能免“俗”。

定庵在《己亥杂诗》中称好友黄玉阶“亦狂亦侠亦温文”，此语又何尝没有自况之意？他的豪情都落在纸上，这样也好，一百多年后读他的诗，我的鲜血仍能烨然着火。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在内受箝制，外遭欺侮的年月，纵有侠骨也沉沦啊。林则徐可谓大侠，却被冤里冤枉地充军伊犁。此前，定庵已然魂归西土，要不然，眼看着老友踽踽西出阳关道，真不知他的赠别诗该怎样下笔。

定庵死于五十岁，未终天年，尤其是未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龚孝珙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乐颠颠地带着英法联军去火烧圆明园，可算绝顶幸运了! 　　

文天祥千秋祭
卞毓方

那天，牢房里苦热难耐，天祥无法入睡，他翻身坐起，点起案上的油灯，信手抽出几篇诗稿吟哦。渐渐地，他忘记了酷热，忘记了弥漫在周围的恶气浊气，仿佛又回到了“夜夜梦伊吕”的少年时代，又成了青年及第、雄心万丈的状元郎，又在上书直谏、痛斥奸佞，倡言改革，又在洒血攘袂，出生入死，慷慨悲歌……这时，天空中亮起了金鞭形的闪电，随后又传来了隐隐的雷声，天祥的心旌突然分外摇动起来。他一跃而起，摊开纸墨，提起笔，悬腕直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文天祥驻笔片刻，凝神思索。他想到自幼熟读的前朝英烈：春秋的齐太史、晋董狐，战国的张良，汉代的苏武，三国的严颜、管宁、诸葛亮，晋代的嵇绍、祖逖，唐代的张巡、颜杲卿、段秀实，他觉得天地间的天气正是充塞、洋溢在这十二位先贤的身上，并由他们的行为而光照日月。历史千百次地昭示，千百次啊；一旦两种健康、健全的人格走碰头，就好比两股涌浪，在大洋上相激，又好比两颗基本粒子，在高能状态下相撞，谁又能精确估出它所蕴藏的能量！又一道闪电在空中划过，瞬间将土牢照得如同白昼，文天祥秉笔书下：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一串霹雳在天空炸响，风吹得灯光不住摇曳，文天祥的身影被投射到墙壁上，幻化成各种高大的形状，他继续俯身狂书：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室外，突至的雨点开始鞭抽大地。室内，天祥前额也可见汗淋如雨。然而他顾不得擦拭，只是一个劲地笔走龙蛇。强风吹开了牢门，散乱了他的头发，鼓荡起他的衣衫，将案上的诗稿吹得满屋飘飞，他兀自目运神光，浑然不觉。天地间的正气、先贤们的正气仿佛已经流转灌注到了他的四肢百骸、关关节节！
　　啊，古今的无穷雄文宝典，在这儿都要黯然失色。这不是寻常诗文，这是中华民族的慷慨呼啸。民族精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常常要推出一些人来为社会立言。有时它是借屈原之口朗吟“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它是借霍去病之口朗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次，便是借文天祥之口朗吟《正气歌》。歌之临空，则化为虹霓；歌之坠地，则凝作金石。五岳千山因了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斗七星因了这支歌，而益显其明；前朝仁人因了这支歌，而大放光彩；后代志士因了这支歌，而脊梁愈挺。至此，文天祥是可以“求仁得仁”、从容捐躯的了，他已完成在尘世的使命，即将跨入辉煌的天国。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写完最后四句，文天祥掷笔长啸。室外，滂沱大雨裂天而下，夹杂着摧枯拉朽的电闪雷鸣，天空大地似乎将要崩裂交合了。天祥凝立不动，身形俨如一尊山岳！

梅香正浓

白  桦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9岁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天西门之内。1939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味、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

“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陈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住。

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5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是史可法的宗师、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文章以左光斗“视学京畿”起笔，描写他在风雪古寺之中偶见一书生伏卧案头，他读了书生刚刚写就的文稿，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不久，左光斗主试，当他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并召见。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文章紧接着就写到左光斗被阉党陷入牢狱，史可法朝夕在狱外无门可入。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立即筹了50两黄金，“涕泣谋于禁卒”，禁卒受到感动，让史可法化装为掏粪者进入牢房，史可法跪着抱住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在光斗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喝斥他速去：“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

史可法才“不敢发声”，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应该说，从那时起，铁石肺肝的左光斗也铸造了史可法。

“顺治2年酉4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这是全祖望《梅花岭记》一开始的两句话。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副奖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25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终于为清兵俘获，史可法“大骂而死”。前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轻生，后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惧死。

南明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受命于危亡之秋，内忧外患，情势正如“史公墓”前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持朝政，大将左良玉病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清兵大军压境，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的调度，困守孤城，清兵破扬州后屠城10日，尸山血海。风雪寺中苦读的史可法所以能成就为永垂不朽的史可法，难道和不成人形、血肉模糊的左光斗的厉声喝斥没有关系么?!史书里写道：史可法每上书福王论及国事，必再三朗读草稿，涕泪满面，部将与士兵均为之动容。

这就是为什么扬州城破之后，全军将十无一降敌的重要原因。史可法的精神光焰烛照孤城扬州，并点燃了每一个军民胸中的正气。

史可法生前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但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因而生出许多“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众多冒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来。全祖望接着写了一段明末第一号大汉奸洪承畴与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光奎的对话。洪问孙：

“你在军中，知不知道史可法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他：

“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令斩杀孙兆奎。全祖望感叹说：

“其气浩然，长留天地之间。”

左光斗之前，中华先烈灿若繁星；左光斗之后有史可法，史可法之后，有孙兆奎，有夏允彝父子，有秋瑾、李大钊、方志敏……依然是群星璀璨。

史可法墓前的飨堂上有一幅当代人撰写的七言楹联，使我吟哦良久：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红梅如血泪，明月是冰心。“二分明月”出自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瞻仰了史可法的衣冠冢以后，西向步入史公祠，祠内挂有史可法坐像。这位出生于中原的乡里先贤似在审视我，使得我顿时由伤感而肃然。一位中年女解说员走过来，主动向我介绍史可法的生平事迹，虽然这些解说词她讲述过何止千百遍，但依然声情并茂，激情溢于言表。馆长走进来对她说：“你不要给白先生讲解了，他不需要你讲解。”其实不然，我很想听她讲下去，虽然她讲的一切我都知道。于是，她递给我一本简陋的中学生练习簿，要我留几个字，我有些踌躇。翻开练习簿，看见已有许多景仰者的留言，其中甚至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和文化人。思索再三，只好恭恭敬敬在练习簿上写下这样几句发片肺腑的感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

　　伫立梅花岭下，依依不忍即去，虽非梅花开放季节，大地却久久沉浸于浓郁的梅香之中……

李渔的“闲情”

辰  君

近来河北教育出版社顺应今天的阅读需求,让勤恳工作疲劳作战的现代人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缓解生活的压力,编辑出版了《重读李渔丛书》之《闲情偶寄》,作者用诙谐的语言,风趣的图片,给我们展示了一部现代的《闲情偶寄》。

李渔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中是罕见的,也正因此而成就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文人。李渔一生以戏曲、小说为创作领域,并以此成名,成为畅销书作家，戏曲、小说,在李渔的时代被视为“文人之末技”,被正统文人轻视。

李渔自言:“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他醉心于戏曲、小说,重视现世的享乐,并没有过于虚幻的精神追求,走的是一条现实的职业化道路,他的小说、戏曲都有迎合观众的一面,他大概是中国古代极少的具有经济头脑的文人。

李渔一生醉心于戏曲,但他著作中最享盛名,至今仍广为传播的是包含戏曲理论、妆饰打扮、园林艺术、居室布置、饮食养生、器玩古董、竹木花卉等内容的《闲情偶寄》。这本书成为他一生艺术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恰如其名,首先是作者有此闲情,其次是妙手偶得之,毫无牵强、刻意的成分。天下的妙文多数是在不经意中写下来的，现代散文家梁遇春就最为欣赏“信手拈来,都成妙谛”的文字,认为文章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自然和风韵。

看《闲情偶寄》的未必是闲人,常常是在忙里偷闲,才更有趣。周作人就曾说:“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恰恰是忙人更需要在小憩之时,品玩一下生活的艺术。现代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缺少悠闲的心境,似乎更需要借助于李渔的“闲情”、张宗子的“梦忆”来超脱于现世中的生存竞争,使我们日益枯燥的心情得到些微滋润，我们大概会惊讶和感慨地发现,竟有人有这样闲适的心境来细细描述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

李渔最可贵的一点是追求切于日用平常事物的本真之美，他的审美由事物的具体而微处谈起,最见切实，谈论戏曲,丝丝入扣,与金圣叹以文人的眼光评《西厢》自是不同。选择演员,从肌肤开始,细到鞋袜，谈居室更是考虑到物力的艰难,所以能使“贫无卓锥者亦可行”。其谈论家居日用器物,分类、描状之详尽、细腻,真让人叹为观止。这不仅需要闲情,更需要兴致与情趣。这种切近物质本身的审美方式与我们现今社会的审美方式极相近,这大概是李渔的《闲情偶寄》至今仍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自古以来具有“文”的传统,留下的作品也精彩纷呈,但是从现代散文开始就逐渐脱离了传统“文以载道”的道路,散文更加个性化,也更加切近于日常生活。周作人认为从晚明就开始了这一文学潮流,现代散文是文艺复兴,更甚于文学革命"如果李渔没有条件走上这条自我选择的人生道路,把自己的一生沉浸在艺术追求中,我们今天也就无法读到这样一种充满艺术个性,个人生活体验的文章了。

用心灵走近蒲松龄

韩  青

一个人沿崂山古径攀援，直至崂顶。在这与天穹比邻的天界，择石坐定。那苍海波涛，翩飞鸥鸟，尽收眼底；那阵阵经声，缭绕烟雾，也随罡同一起遁入云端。一个人的世界，最易浮想。想到自己离开生我的这片海边热土已近三十余载了，而这些年来，我苦苦求索的精神之旅中，每每徘徊不定时，冥冥中不时有一面容清癯的老者与我直面，让我汗颜。我知道，他就是清代伟大的布衣作家蒲松龄。

我似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从海边起飞，降落在鲁中的孝妇洞畔，一呆就是三十余年。一旦在这儿扎下·了根，就再也不想挪窝起飞了。在淄博，我经常以地主的身份带领外地客人去蒲家庄蒲松龄故居访问。岁月不居，前尘如海。蒲松龄既平凡近人又崇峻旷远的形象，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记不清去蒲家庄多少次，但给我印象刻骨铭心的还是我一人前往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拜谒蒲松龄先生正是“文革”动乱年代，当我听说蒲松龄的墓椁被挖开了时，我的心震颤了，便乘公共汽车到洪山，再沿乡间泥路磕磕绊绊地去了蒲氏墓园。那时墓园没有围墙，老远就能见到几丛高大的古柏下新挖的黄土堆积如丘。走近了，看清墓穴洞开着，只见些许朽木、碎骨、发丝，墓地周遭纸灰飘零，据附近一老者言，这是墓中一部书的残迹。这是一部从未面世的书，是作者临终前叮嘱家人务必与其合葬的一部书。

果真如此，这太可悲了。日后若以现代高科技摄像技术，必将全真迹大白于天下。先生《聊斋志异》成书后，王渔洋1688年题写了那首著名的《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的绝句：“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一年，蒲松龄48岁，离他驾鹤西去，还有27年的人生旅程，作为一生勤奋笔耕的蒲留仙，决不会坐等时光，我想坟前这部“飞天”之作，很可能就是他继《聊斋志异》之后，又一部力作。我想，在写作上，或许会丢掉他惯用的狐鬼花妖的表现形式，而选择直抒胸臆的笔触，既然要去另一世界阅读，就不必再讳避文字狱的加害了。

上述王渔洋“戏书”的绝句，肯定了《聊斋志异》源于民间生活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忽略了作者创作此书的“孤愤”襟怀。蒲松龄在《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言道：“《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这就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寒夜灯下，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和鞭笞。这与《聊斋志异》所言：“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说明作者是有所寄托的，而并非仅为“姑妄言之”。

“文革”期间，蒲松龄故居的大门被一把锈锁将其与外边疯狂的喧嚣隔开。当我被留守故居的蒲玉水老人从一个便门带进院内时，顿觉寂静异常，满院荒草离离，墙壁、屋宇都露出些破败的样子。蒲松龄居住过的正房那纸糊着的窗棂，被风当作口哨不时吹响，几只麻雀从窗棂间飞进飞出，我们步入屋内，见几样破旧物件随便地堆在地上，正面悬挂“聊斋”匾额的背后，已被一对麻雀夫妇选作生儿育女的暖巢，破败至此，令人不免心寒。但当我听到蒲玉水介绍说，蒲松龄墓穴中出土的印章、灯台、酒盅等什物，还都保存完好时，我不仅感到这个死后不得安宁的灵魂，日后必将还有重修墓园之日。我相信：泯灭的是肉体，而不死的是灵魂。

宣南雨又来

——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袁  鹰

一百年前，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加上道路相传，说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人士纷纷被捕或远走高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闪闪，砍下六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光仁。其时天色如墨，忽然风雨交加，流淌街心的鲜血，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悲剧性结局，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匡世济民寻求改革救国之道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谱写了最后一曲令人椎心泣血的壮歌。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菜市口是北京宣武门南一处交通要道，向西出广安门过卢沟桥去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它的东南西北方向许多街巷胡同里，槐荫深处，紫藤架下，曾是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士的住宅和寄寓，散布在胡同中的许多会馆，更是南方旅京清寒文人的栖身处所，各省进京应考士子、待选官员的歇脚处。当年康有为就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民国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安徽泾县会馆编《每周评论》，鲁迅住过绍兴会馆，毛泽东住过湖南会馆。这块被当时文人们亲切地称为“宣南”的地区，是京城一块宝地，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宣武区的黄金地段。前几年为了兴建新火车站，拓宽大街，拆除两侧房屋，烈士抛掷头颅处已被深深埋在沥青路面下，供监刑官下轿休息的老药铺西鹤年堂也移到大街以北。近日来，因为要开通向南的大道，更变成喧嚣的筑路工地，推土机不住轰鸣，运土车频繁来去，行人到此处，满眼瓦砾场，从何处寻觅菜市口的旧时模样呢？

　  一百年风霜，一百年血泪，全在尘土飞扬中烟消雾散了吗？

这些年来，有关那场从变法到政变一百天过程的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殉难六君子，袁世凯、荣禄、特别是光绪帝、珍妃和慈禧太后，一百年前那些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地在当代读者和观众前不断闪现，涌成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清宫热”浪潮中一个具有悲壮色彩的亮点，也引起几许慨叹，几许沉思。

纷纷扰扰中，我的眼前总浮起那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书生谭嗣同的身影，耳边也总响起他那浓重的浏阳乡音。谭嗣同于9月23日被捕，5天后就义。梁启超记叙了他这位知心好友最后的心曲，那句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誓言，传诵了一百年：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自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浏阳烈士的两句遗言，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变法、改革、革命，一切改变旧制度、旧观念，一切改造旧社会、旧世界的行动，“无不从流血而成”。谭嗣同目睹时艰，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者步步侵犯，得寸进尺；清朝廷腐朽昏庸，因循守旧，苟且图存，生机已尽，他才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沉睡的民族。千百年来，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临大节而不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义节烈之士，从来都被后来者奉为最高的楷模。他们身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有的只是满腔碧血，一片丹心。但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革命，他们上下求索，万里奔波，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耗尽毕生心血，直到最后一息，有的更是慷慨赴义，从容就死。

这样的仁人志士，一百年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19世纪末叶是风云际会、英豪辈出的年代。不说远的，单说那最后10年的90年代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页上，就出生了刘伯承（1892）、毛泽东（1893）、邓中夏（1894）、恽代英（1895）、邓演达（1895）、彭湃（1896）、叶挺（1896）、陈潭秋（1896）、王若飞（1896）、贺龙（1896）、叶剑英（1897）这样一大批领袖人物。而在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同一年的1898年中，先后就有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彭德怀出生于离谭家乡浏阳不过80公里的湘潭。还有在下一年（1899）出生的瞿秋白、李立三、聂荣臻。今年，我们都已经或者将要为他们的百年诞辰寄托深深的缅怀和哀思。等到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初，那就更多更多，宛若繁星闪烁了。

这些谭嗣同的后辈，降生在时代的愁云惨雾中，不知是不是由于菜市口街头鲜血的感召，都是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以身许国，要将自己青春的才华，智慧和精力，献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们功勋卓著，泽及人民，有的人战斗一生，坎坷一生，到老来还不免横遭种种猜忌、委屈、诬陷以至残害。他们那伟大的精神和崇高品格，必然激励后来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而无惧色。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魂所在。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当时寄居宣南福建会馆，他几乎目击了菜市口的惨剧，震愕哀伤之余，在秋风秋雨中冷静下来，为六位烈士写了悼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愈懋堂诗集》）

诗写得感慨遥深，充溢着诗人的愤懑和忧伤。前四句表达了他对百日维新运动的成败和评价。末二句用了孔子的典故：在卫国不得重用的孔子，打算到晋国去投奔当政的赵简子，风尘仆仆到黄河边，听到赵简子杀了贤大夫窦鸣犊的消息，顿时吃了一惊。“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他认为赵简子未得志时，依靠窦鸣犊等帮助夺得权力，掌握政权后就杀了他，这样的形势下，自己到晋国去也未必有好的遭际，只好叹息命运不佳，放弃渡黄河，折回卫国（见《史记·孔子世家》）。严复将窦鸣犊比谭嗣同，并不确切，但他的重点是在末一句“莫遣寸心灰”，勉励自己千万不能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灰心，还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遥想他在福建会馆黯淡的窗下挥笔吟成这几句诗时，大约还未读到谭嗣同的题壁绝笔，但他们两位的心意似乎早已相通。严复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他发表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抨击顽固保守，呼唤救亡图存。戊戌以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翻译到中国来，为20世纪初的新学思潮推波助澜。作为世纪之交思想界的盗火者之一，他的功绩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一百年前的严复，以他睿智的眼光，预见到变法和改革事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艰辛前途，也预见到光明的远景，不管雨有多大，必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12年之后的武昌起义，终于摧毁清朝廷的宝座，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王朝。再过10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掀开中国现代革命的新史页，神州大地上迎来崭新的局面。又过了30年，天翻地覆，天安门前升起五星红旗，前文提到许多谭嗣同的湖南同乡后辈，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也是这一连串改天换地的伟大而持久的变革中叱咤风云、屠龙缚虎的猛士……

沉  船

高洪波

三十九岁的年龄。你已经为国捐躯了。你沉入一片浓且稠的黑暗中，有咸且腥的海水呛入你的肺，你吐出最后一个含氧的气泡，努力睁大双眼，想最后看一眼你的致远舰，你的龙旗，你的被炮火熏黑了脸膛的下属们，以及那只挥之不去的爱犬。可是你已经望不见这一切，你摇摇头，想赶走罩在眼前的无边的黑暗，可惜你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残存的脑中的最后一点意识正渐渐消散殆尽。你知道自己已不再属于自己，也许这就是死吧?你费力地想道。

海水再次涌入你的鼻腔．黄海的咸且腥的水。你已不再有任何知觉，海水吞没了你，一尾小鱼从你的鼻尖上游过，它游动的尾鳍掠动了你的睫毛，你努力想再看一次看一眼这生活过三十九个春秋的世界，可是一切已经远去。小鱼受惊般倏然游走，如一支离弦的羽箭，海水又涌了上来。

二座海是一座坟墓。

惟有这样的广阔墓地。才可以安放你的灵魂。一个舰长的不屈的灵魂，一个十九世纪中国武士英武豪壮的灵魂。一个为了军旅的荣誉，为了祖国和朝廷的光荣舍命相搏的好汉!

以你的游泳技能．加上在你身旁拼命游动的伙伴、爱犬，你完全能够借助自己和别人的力量生存下来，可是你断然拒绝了这种选择。人在舰在，既然生死与共的致远号已沉入水中。那莫名的悲愤想必让你痛不欲生。你恨狡黠的敌手吉野最后施放的那枚鱼雷，也恨自己躲闪不及，壮志未酬，壮志未酬呵。弹尽后的最后一次攻击，大无奈和大无畏的一击被鱼雷无情地阻隔了，否则，舰与舰相撞的霎那，定然是惊天动地的别一种景象。

邓大人就这样走了。

致远号巡洋舰也这样沉没了。

人类与海洋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沉船是割断这种联系的最残酷的方式之一，尤其是海战中的非自然沉船。写到这里偶翻《清稗类钞》第六册，内中有《邓壮节阵亡黄海》。可以作为这篇短文的古典式收尾：

“光绪甲午八月十七日。广东壮节公世昌乘致远舰与日人战于黄海，致远中鱼雷炸沉，邓死焉。先是，致远之开机进行也，舰中秩序略乱，邓大呼曰：‘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事纷纷为?况吾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亦可告无罪。’于是众意渐定。观此则知邓早以必死自期矣。邓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雪涕。”

邓世昌完全有可能游回岸上的，但他断然选择了死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何等地凛然豪壮!谁说千古艰难惟有一死，邓世昌沉海的选择，在我看来自然而然，较之《泰坦尼克号》上男主角的情意绵绵来，更惨烈更悲壮也更具男儿血性!

邓世昌的爱犬最后也随他而去。据说这只通灵性的狗一直想救主人，衔着他的衣袖不肯松口，邓世昌断然推开了它，当他们目光对视时候，这只小狗想必读出了自己主人必死的决心，它便以身殉主了。

这只小狗没见诸正史，电影《甲午海战》中也缺少了这一笔，可我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

三十九岁的邓世昌，邓壮节，邓大人，以辽阔黄海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驰驱场，任浪花飞溅，激情澎湃着，直到一个又一个世纪……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梁  衡

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禁烟英雄林则就是近代史上第一人。可惜这个第一英雄刚在南海点燃销烟的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给他的处罚。功与罪在瞬间便交织在一个人身上，将其扭曲再造，像原子裂变一样，产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作为最大的私有者，总是以天上为私。道光在禁烟问题上本来就犹豫，大臣中也分两派。我推想，是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指出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私心。他感到家天下难保，所以就鞭打快牛，顺手给了林一个禁烟钦差。林眼见国危民弱，就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他太天真，不知道自己“回不回”，鸦片“绝不绝”，不是他说了算，还得听皇上的。果然他上任只有一年半，1940年9月，就被革职贬到镇海。第二年7月又被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半年后治水完毕，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惟独他得到的却是“仍往伊犁”的谕旨。林则徐就是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下西出玉门关的。

但是，自从林则徐开始西行就罪，随着离朝廷渐行渐远，朝中那股阴冷之气也就渐趋淡弱，而民间和中下层官吏对他的热情却渐渐高涨。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当年林则徐没有想到，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也为之惊喜。

林则徐在广东和镇海被革职时，当地群众就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懑。他们不管皇帝老子怎样说，怎样做，纷纷到林则徐的住处慰问，人数之众，阻塞了街巷。他们为林则徐送靴、送伞，送香炉、明镜，还送来了52面颂牌，痛痛快快地表达着自己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朝廷的抗议。林则徐治河之后又一次遭贬，中原立即发起援救高潮，开封知府邹鸣鹤公开宣示：“有人能救林则徐者酬万金。”林则徐自中原出发后，一路西行，接受着为英雄壮行的洗礼。不论是各级官吏还是普通百姓都争着迎送，都想尽力为他做一点事，以减轻他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山高皇帝远，民心任表达。1842年8月21日，林离开西安，“自将军、院、司、道、府以及州、县、营员送于郊外者三十余人”。抵兰州时，督抚亲率文职官员出城相迎，武官更是迎出十里之外。过甘肃古浪县时，县知事到离县31里外的驿站恭迎。林则徐西行的沿途茶食住行都被安排得无微不至。进入新疆哈密，办事大臣率文武官员到行馆拜见林，又送坐骑一匹。到乌鲁木齐，地方官员不但热情接待，还专门为他雇了大车5辆、太平车一辆、轿车两辆。1842年12月11日，经过4个月零3天的长途跋涉，林则徐终于到达新疆伊犁。伊犁将军布彦立即亲到寓所拜访送菜、送茶，并委派他掌管粮饷。这哪里是监管朝延流放的罪臣啊，简直是欢迎凯旋的英雄。林则徐是被皇帝远远甩出去的一块破砖头，但这块破砖头还未落地就被中下层官吏和民众轻轻接住，并以身相护，安放在他们中间。

现在等待林则徐的是两个考验：

一是恶劣环境的折磨。从现存的资料看，我们知道林则徐虽有民众呵护，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由于年老体弱，路途颠簸，林一过西安就脾痛，鼻流血不止。当他从乌鲁木齐出发取道果子沟进伊犁时，大雪漫天而落，脚下是厚厚的坚冰，无法骑马坐车，只好徒步，趟南而行。陪他进疆的两个儿子，于两旁搀扶老爹，心痛得泪流满面，遂跪于地上对天祷告；若父能早日得赦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林则徐到伊犁后，“体气衰颓，常患感冒”，“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历史上许多朝臣就是这样死在被发配之地，这本来也是皇帝的目的之一。林则徐感到一个无形的黑影向他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深觉时光可惜，暮景可伤！”“频搔白发渐衰病，犹剩丹心耐折磨”，他是以心力来抵抗身病啊。

二是脱离战场的寂寞。林是一步一回头离开中原的。当他走到酒泉时，听到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痛心疾首，深感国事艰难。他在致友人书中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他赋诗感叹：“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本来封建社会一切有为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被朝廷重用，能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这是有为臣子的最大愿望，是人们人生价值观的核心。现在剥夺了这个愿望就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命，虎落平川，马放南山，让他在痛苦和寂寞中毁灭。

玉门关外风物凄凉，人情不再，实在是天设地造的折磨罪臣身心的好场所。你走一天是黄沙，再走一天还是黄沙；你走一天是冰雪，再走一天还是冰雪。不见人，不见村，不见市。这种空虚与寂寞，与把你关在牢中目徒四壁，没有根本区别。马克思说，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你推到大漠戈壁里，一下子割断你的所有关系，你还是人吗？呜呼，人将不人！特别是对一个博学而有思想的人、一个曾经有作为的人、一个有大志于未来的人。

“腊雪频添鬓影播，春暂借病颜酡。三年飘泊居无定，百岁光阴去已多。”

“新韶明日逐人来，迁客何时结伴回？空有灯光照虚耗，竟无神诀卖疾呆。”（《除夕书怀》）

他一个人这样过除夕。

“雪月天山皎夜光，边声惯听唱伊凉。孤村白酒愁无奈，隔院红裙乐未央。”（《中秋感怀》）

他一个人这样过中秋。

“嫡居权作探花使。忍轻抛、韶光九十，番风甘四。寒玉未消冰岭雪，毳幕偏闻花气。算修了边城春禊，怨绿愁红成底事，任花开花谢皆天意。休问讯，春归未。”（《金缕曲·春暮看花》）

他在季节变换中咀嚼着春的寂寞。

当权者实在聪明，他就是要让你在这个环境里无事可做，消磨掉理想意志。不管你怎样地怒吼、狂笑、悲歌，那空旷的戈壁瞬间就将这一切吸收得干干净净，这比有回音的囚室还可怕。任你是怎样的人杰，在这里也要成为常人，庸人，失魂落魄。林则徐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良臣，是可以作为历史标点的人物。禁烟的烈火仍在胸中燃烧，南海的涛声还在耳边回响，万里之外朝野上下还在与英国人做无奈的抗争，而他只能面对这大漠的寂寞。兔未死而狗先烹，鸟未尽而弓先藏。“何日穹庐能解脱，宝刀盼上短辕车。”他是一个被捆绑悬于壁上的壮士，心急如焚，而无可用力。

怎么摆脱这种状况？最常规的办法是处过且过，忍气苟安，争取朝延早点召回。特别不能再惹是非，自加其罪。一般还要想设法讨好皇帝，贿赂官员。这时内地林的家人和朋友正在筹措银两，准备按清朝法律为他赎罪。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他写信说，“获咎之由，实与寻常迥异”，“此事定须终止，不可渎呈”。他明确表示，我没有任何错，这样假罪真赎，是自认其咎，何以面对历史？他没有一点私欲，不必向任何人低头，为了自己抱定的主义，他能容得下一切不公平。他选择了上对苍天，下对百姓，我行我志，不改初衷，为国尽力。

林则徐看到这里荒地遍野，便向伊犁将军建议屯田固边，先协助将军开垦城边的20万亩荒地。垦荒必先兴水利，但这里向无治水习惯与经验，林带头规范，捐出自己的私银，承修了一段河渠。这被后人称为“林公渠”的工程，一直使用了123年，直到1967年新渠建成才得以退役。就像当年韩愈发配南海之滨带去中原先进耕作技术一样，林则徐也将内地的水利、种值技术推广到清王朝最西北的边陲。他还发现并研究了当地人创造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并大力推广。皇帝本是要用边地的恶劣环境折磨他，他却用自己的意志和才能改造了环境；皇帝要用寂寞和孤闷郁杀他，他却在这亘古荒原上爆出一声惊雷。

林则徐在伊犁修渠垦荒卓有成效，但就像当年治好黄河一样，皇帝仍不饶他，又捎他到南疆去勘察荒地。北疆虽僻远，但雨量较多，农业尚可。南疆沙海无垠，天气燥热，人烟稀少，语言不通。这无疑又是对林则徐的一场更大更苦的折磨。对皇帝而言，这是对他的进一步惩罚，而在他，则是在暮年为国为民再尽一点力气。1845年1月17日，林则徐在三儿聪彝的陪伴下，由伊犁出发，在以后一年内，他南到喀什，东到哈密，勘遍东、南疆域。他经历了踏冰而行的寒冬和烈日如火的酷暑，走过“车箱颠簸箕中粟”的戈壁，住过茅屋、毡房、地穴，风起时“彻夕怒号”、“毡庐欲拨”、“殊难成眠”，甚至可以吹走人马车辆。林则徐每到一地，三儿与随从搭棚造饭，他则立刻伏案办公，“理公牍至四鼓”，只能靠第二天在车上假寐一会儿，其工作紧张、艰辛如同行军作战。对垦荒修渠工程他必得亲验土方，察看质量，要求属下必须“上可对朝延，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别人十分不理解，他是一戍边的罪臣啊，何必这样认真，又哪来的这种精神？说来可怜，这次受旨勘地，也算是“钦差”吧，但这与当年南下禁烟也完全不同。这是皇帝给的苦役，活得干，名分全无。他的一切功劳只能记在当地官员的名下，甚至连向皇帝写奏折、汇报工作、反映问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拟好文稿，以别人的名义上奏。这是何等的难堪，又是何等的心灵折磨啊。但是他忍了，他不计较，只要能工作，能为国出力就行。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69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份”之事，他以罪臣之名，而行忠臣之事。

林则徐还有一件更加“份外”的事，就是大胆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当勘地工作将结束，返回哈密时，路遇百余官绅商民跪地不起，拦轿告状。原来这里山高皇帝远，哈密王将辖区所有土地及煤矿、山林、瓜园、菜辅等皆霸为已有。当地汉、维群众无寸土可耕，就是驻军修营房拉一车土也要交几十文钱，百姓埋一个死人也要交银数两。土王大肆截留国家税收，数十年间如此横行竟无人敢管。林则徐接状后勃然大怒：“此咽喉要地，实边防最重之区，无田无粮，几成化外”，立判将土王占一万多亩耕地分给当地汉维农民耕种，并张出布告：“新疆与内地均在皇舆一统之内，无寸土可以自私。民人与维吾尔人均在对恩并育之中，无一处可以异视。必须互相和睦，轸域无分。”为防有变，他还将此布告刻成碑，“立于城关大道之旁，俾众目共瞻，永昭遵守。”布告一出，各族人民奔走相告，不但有了生计，且民族和睦，边防巩固。要知道他这是以罪臣之身又多管了一件“闲事”啊！恰这时清延赦令亦下，林则徐在万众感激和依依不舍的祝愿声中向关内走去。

一百多年后，我又来细细寻觅林公的踪迹。当年的惠远城早已毁于沙俄的入侵，在惠远城里我提出一定要谒拜一下当年先生住的城南东二巷故居。陪同说，原城已无存，现在这个城是清1882年，比原城后撤了7公里重建的。这没有关系，我追寻的是那颗闪耀在中国近代史上空的民族魂，至于其载体为何无关本质。我小心地迈进那条小巷，小院短墙，瓜棚豆蔓。旧时林公堂前燕，依然展翅迎远客。我不甘心，又驱车南行去寻找那个旧城。穿过一个村镇，沿着参天的白杨，再过一条河渠，一片茂密的玉米地旁留有一堵土墙，这就是古惠远城。夕阳下沉重的黄土划开浩浩绿海，如一条大堤直伸到天际。我感到林公的魂灵充盈天地，贯穿古今。

林则徐是皇家钦定的、中国古代最后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第一位功臣。

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之死

冯伟林

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左宗棠却说走就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悍，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还是要表的，不然还有谁愿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明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霹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换成了罩以白纱的长明灯，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7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一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正在攻占台湾，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师。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公园竖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左宗棠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抬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三角化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但现在，左宗棠死了。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至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终于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利收回。左宗棠一死，中国少了一个硬骨头。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莫名其妙地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指斥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等人，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鸣冤，眼看就要翻过案来，但现在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一个接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矣。

伟大的二重性格

——鲁迅精神一解

孔庆东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似地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稿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惟危”的念头。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熔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震，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青、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百种戏。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厅上悬着“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运斤成风的万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他学过矿务，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化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渡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

鲁迅的个人经历也一直是顺境与逆境的交织。幼年的家庭人欢书朗，接着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顿”。鲁迅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是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母亲只能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时，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弃医从文。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婚姻问题的烦恼，兄弟失和，自己在社会上名声日震，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入无产阶级的营垒，却又频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时代的要求加上鲁迅的个人条件产生了他复杂的二重性格体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是因为这种二重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多元归一的倾向。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海绵性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辩证思维的指导机制，虽然它有时堕落为中庸之道。这种民族性的辩证思维能够轻易地吞噬掉单一的外来文化侵袭。而当它受到四面八方扑来的与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间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围攻时，便表现出时左时右、进退不定的矛盾状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正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文化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沦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一代儒僧李叔同（节选）

来新夏

李叔同学名文涛，叔同为其字。出生在清光绪六年（1880年），处于清末民初，上距屈大均的出生整整250年（1630－1880年）。他们有若干相似处，如同处于改朝换代的社会转型期，一个由明到清，一个由清到民国；他们自幼饱受儒家经典教育，都有较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和名著传世，屈有《广东新语》，李有《前尘影事集》；他们的周围都有一批博学多识的精英，屈与著名学者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和毛奇龄等多有往还，相互切磋求真求实之学。李则与王仁安、夏尊、孟广慧、丰子恺、马一浮等为师友。他们也都性好游历。屈以南人曾北游京师，周览辽东，西涉山陕；李则以北人旅居沪滨，东渡扶桑，布道浙东南闽。综观他们的一生，都无愧于儒僧之称。

但是，他们在相似中也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虽然彼此都经历了社会转型期，可是屈所经历的是从一个封建王朝到另一个封建王朝，而李则是经历了结束封建制度走向共和国的转型，李所承担的社会冲击力自然要大得多。屈主要继承儒家文化，李则不局限于儒家文化，还对佛学、西学、美术、戏剧以及诗词等学无不博涉旁通，较之屈氏眼界更为开阔，思辨力更为深入。李氏的交游也不止是古学之士，而是社会各方人士：有饱学儒士，有文人骚客，有艺人名妓，有释子名流，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铸就了李叔同的各种才能，所以他能不拘小节地潇洒风流，他能吟诗填词绘画作书，他能粉墨登场唱京戏演话剧，真正成为“津沽风流在叔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叔同与屈大均的最大不同处在出世道路的不同，也就是为什么由儒而僧。屈大均的为僧纯出于民族界限，1651年（清顺治八年），当他21岁时，清兵围广州，屈为表示与异民族政权的不合作，即削发为僧，法号今种。李叔同的出世道路非常漫长，几乎是尽一生精力进行层次升华。他的入室弟子丰子恺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的层次升华。丰子恺说：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丰子恺认为人生就是在爬这样一种楼，但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爬到顶，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循层而上。他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李叔同的升华道路就是从一楼循层而上到三楼的。他分析说：

“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106－1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丰子恺还用喝酒打比方，酒量有大小，酒的品类就不同，李叔同的酒量大，必须喝高粱酒才过瘾，也就是必需到达三层楼才能满足他的“人生欲”。时隔40余年，金梅先生于2000年为《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撰文时也把李叔同的一生划分为三大时期，即才子期、艺术教育家期和高僧期。虽说法不同，但与丰氏说法的精神是一致的。

从李叔同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来看，丰、金二氏的分析是合乎李叔同人生实际的。他们的议论也比较平实而不虚夸。但是，我认为不如把李叔同的一生分为在世和出世两期更显示转变的明确，因为丰、金二氏所定的前两期是李叔同徘徊、探求人生的时期，许多时候都是在一二层楼上上下下，可合并为在世期；而到1917年底，他在虎跑见友人彭逊之出家，大为感动，遂拜了悟和尚为师，了悟为其取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次年（39岁）秋，李叔同在西湖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入灵隐寺受具足戒为僧，并以法号弘一行世后，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一次大超越，进入其人生的出世期。在世、出世虽是两大时期，但却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世期所经历见闻的各种苦难所酿造的苦酒，被他慢慢地啜饮下去，推动他向解脱尘世纷扰的境界跑去，终于进入出世期。

他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临终时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就是他参透人生，最后彻悟的总揭示。他想到在世期的种种坎坷不平和人间百态，不觉悲从中来；但又想到自己能以慧剑斩断纷杂无绪的种种情思，一切烦恼涣然冰释而欣悦无比，于是安然生西。

李叔同不论在世、出世，一直以一颗赤红的心悲悯护爱周围的一切。他同情母亲的身世，怜惜母亲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一生尽孝来填补母亲的生活空缺。当母亲早逝后，他改名为哀，号哀公，这种悲哀一直延续到他出家。他爱自己破旧的国家，以激越的心情歌唱祖国，写下了《祖国歌》《我的国》和《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溢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至今犹作为校园歌曲在传唱。他爱朋友，和夏尊结为挚友。夏尊的《爱的教育》给当年无数少年以爱的培养；应该说与李叔同的爱心有一定关联而引为同调。他的学生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秉承师脉，呵护生灵，启示人们应有仁人爱物之心。他旅居沪滨，与当地名士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等相交默契，结为金兰之好，称“天涯五友”不时杯酒唱和。他走马章台与名妓歌郎过从来往，并非单纯沉浸于欢乐，从他的赠名妓谢秋云诗中可见痕迹，诗云：“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怅惆为谁颦？”这首诗透露李叔同对风尘人物的同情爱怜，也流露出他的忧时愤世。待他出世后，又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说法传经，普度芸芸众生。他寻求的虽是一条消极之路，但确实抱着一片爱心引导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用心至善！

1942年秋，李叔同以弘一法师的身份卒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时年63岁。他吉祥西去留给后人无限哀思，人们同情他起起伏伏的传奇一生，释家钦敬他重振南山律宗这一绝学。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有关他的诗文撰作，屡见不鲜。1980年，赵朴初居士为弘一法师李叔同百年诞辰所写献词尤能概括法师的一生，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林语堂的生活艺术

竺  晓

我们这一代的人知道林语堂，大多还是从鲁迅先生的著作里知道他的大名的，那时林语堂似乎还是个反面人物，在《鲁迅全集》中关于“打落水狗”或者是批判“幽默”的注释里，往往才露出他的名字。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致认定：凡是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林语堂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反动文人”，早期的印象是难以很快磨灭的，只有等待时间长河的冲洗。

后来，开始陆陆续续地读到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才知道他也是一位文章大家。譬如在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文集》一书中，其散淡幽默的文字就很令人喜欢，他是这样写读书的情形的：“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籍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一英文作品。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近几年也有不少版本和读者见面。

林语堂在书中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

林语堂的文章很有自己的风格，其散文、随笔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可谓是独具一格。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攫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攫取材料。”此话说得确实精辟，道出了文字的活力之源泉。

手捧他的散文，读到得意处不由会心一笑，幽默处会忍俊不禁，深远处则回味无穷。林语堂的散文没有绚词丽语，也没有丝毫的说教成分，仿佛是知心好友间的娓娓闲谈，谈生活谈思想谈艺术谈情趣，在不知不觉中犹如一汪清泉沁入人的心脾，让人心旷神怡。

有人说林语堂是斗士，有人说林语堂是隐者，有人说林语堂深刻博大，有人说林语堂浅薄平庸。学者王兆胜认为，林语堂的“快乐哲学”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爱常识，喜务实，尊个人，重自由，从而给十分重视人的阶级性与时代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注入了更多的灵气与情趣。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叫觅渡桥。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搭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此外像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惟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篮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词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天才徐志摩

余  杰

扔了这沉重的皮囊吧，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1933年11月19日午后2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呢?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有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总之，无论怎样求索，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里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结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名话：“Kissing the hire”。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来／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老舍之舍

刘美芹

岚儿在信里说：“去书店找那本《老舍幽默小品集》，人家说书没卖完，都退回出版社了。倒是找到老舍别的散文集，但跟手上那本文字又相差太远。而且，大概看了看，里面有错字，纸张也不好，你如果想要，我就买来寄给你。手上那本想来想去都觉得舍不得送给你，看来我对朋友还不是一点私心也没有啊，呵呵。”

我知道岚儿是真热心，也知道岚儿是真小气，我当然心有微酸却故作姿态地说：“不用，我会留心，不定哪个出版社睡醒了或实在没有剩饭可炒，就会做功做德地想起老舍来了。”市面上老舍的书确实很难见。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成套成套的散文集、选集、全编、精编，封面朴素大方几乎不加修饰，买几本放在书架上也很漂亮。他们把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家包括台湾香港的都快打捞完了，可就是不见老舍上岸，不知什么缘故。

其实我看过的老舍的书不多，一本《四世同堂》而已，还是相当年轻的时候看的。手头倒有一本他的小说集，封面是不知从哪个电影里偷来的剧照，不负责任得很，里面尽是错字。再看封底有出版社却没有出版社地址，一下子意识到遇上了盗版，气得把书扔出好远。

但，昨天一不小心看到了那本《大智若愚》，封面是简笔国画没叶树，枝枝桠桠直愣愣的，透出一股子清静幽远。不用说，当然是先买为快，再睹更快。

忽然琢磨出来，一直觉得老舍亲切，原来跟他的名字很有关联。笔名里不喜欢“冰心”，太正气；不喜欢“茅盾”，太冷气。老舍就不同。“舍”是最早的象形字，意思是屋，“人”是斜溜下来的屋顶、屋檐，“干”是窗，“口”是门，整个的“舍”是很温暖的家，舍里再有一盏燃着的灯，一盆正旺的炭，纳鞋底儿的妻，绕床的儿，不信你不醉不痴。

“舍”字已是迷人，何况前面又加一个“老”字：老舍，舍而老，宅而古。凡“老”总是让我尊敬，让我迷恋：老照片，老电影，老歌曲，老人家，老家，老乡，老友……从前我们老家盖房子都是一溜三间红砖红瓦房，侧过来看，不是个“舍”字又是什么？老舍啊，红彤彤、暖洋洋的老家。

老舍不只是名字让人觉得近乎。我们赞一个人，往往喜欢说“他是个性情中人”。这么说的时候通常是心里愿意和他做朋友的。会哭，会笑，会恼，会好，有嗜好，有脾气，不完美，才会觉得原来他跟我这么相像，不知不觉，戒备心一点也没了。“他是个性情中人。”这么说话的时候心里都在想疼他了。

读老舍实在读得很愉快，恐怕就在于他的性情中人的做派，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大智若愚》中还有几幅老舍的黑白照，从青年到老年，完全是我心目中的样子。特别是第一张，看来看去，那眼神干净明亮得很眼熟，思忖来思忖去，对，像黎明，或者说黎明眼神像老舍，不止眼睛漂亮，那相貌也是很清俊周正的，呵，老舍原来也帅哥过。

扯了这么多，忽然想起中学时背过的：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也许他叫老舍完全是根据“舍予”而起，就像我们管张三叫老张李四叫老李王五叫老王赵六叫老赵，舍予就叫老舍了，也许他原来的意思是“舍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样倒也与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相符。

但我不管，我就当他是一座可爱温暖的老房子，可以烤火，可以安眠，一时兴起，四处寻寻，他老人家还有宝物留给我。

狷者朱自清

叶兆言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识字的人就一定读过。文章结尾处又一次写到背影，差不多是点题的意思，“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儿子印象中，朱自清也应该是这么一个背影，他的朋友说起来，总说他不高的个子，白白的，人长得很结实，做事很认真，喜欢喝一点酒。这当然是抗战前。抗战后，刚刚50岁的朱自清成了一个瘦老头，体重只有30多公斤。

这或许是中国教授们抗战前后的最好写照。抗战前，教授绝对是个人物，吃香喝辣，生活优裕，可是和日本人一打仗，教授便得为衣食操心。朱白清的胃病早在昆明时就很厉害，如果当时有条件医治，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被打败了，中国人的日子并没有立刻好起来。通货膨胀弄得民不聊生。据说朱自清最后是借钱做的手术。刚开始以为是盲肠炎，后来发现是胃溃疡，已经破了一个洞，一切都太迟了，进医院再也没出来。他临死时曾对夫人说，自己在拒绝美援的宣言上签过字，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无论日子怎么难过，坚决不买政府配售的美援平价麦粉。

闻一多的性格，按中国老派的说法，属于狂，张狂的狂。闻是一座火山，要爆发就爆发。朱自清一点也不狂，在气质上更近于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闻拍案而起，朱却只是拒绝。郭绍虞先生说，闻是“嫉恶如仇”，朱是“从善如归”。

30年代鲁迅到北京省亲，各大学闻讯，纷纷派人去邀请讲学。朱自清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亲自出马，好不容易见到鲁迅，却被拒绝。朱不死心，二天以后又一次去请，仍然被拒绝。鲁迅这次省亲在北京待了十多天，分别去了五所大学做了演讲．偏偏冷落了清华，朱自清一定觉得很没面子。

朱自清是一个十分平和的人，对于属于五四时代的人来说，平和却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取字“佩弦”，意思要像弓弦那样将自己绷紧。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吴组缃曾说过一件事，一位学生打电话到朱自清家，说有几本书要看但找不到，让朱速去图书馆帮着找一找。朱自清似乎有些生气，因为这实在没什么规矩，差遣系主任犹如使唤老妈子；然而学生的没规矩，又充分说明平时并不太把没架子的朱自清放在眼里。

通常大家熟悉的都是朱自清前期的散文，就文章而论，朱后期的散文比前期的更好。一个人一生的努力，常常会被影响所害，朱的一些所谓代表作都在前期，大家熟记了这些篇日，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他后期的作品。其实朱自清一直在努力克服白己早期散文中的缺点，这些缺点或许是由于他为人太好的缘故，很少有人指出。对于研究者来说，发现这些缺点并不十分困难，朱自清前期散文首先难免造作，譬如《匆匆》，譬如《荷塘月色》，都有堆砌词藻追求华丽的毛病。

新文艺腔是朱自清后来坚决要去掉的东西，这也是新文学的通病，他在语文教学上投入了很多精力，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这种拿腔拿调。把《荷塘月色》选进中学教材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弄不好会对学生起误导作用，以为好作文就应该这么写。在朱自清前期散文中，优秀的是那些充满真情实感的文章，如《背影》，如《给亡妇》，在“才”和“情”中，以情感动人才是文学艺术的基石。但是，说这类文章好并不是一点毛病没有，他当时毕竟还年轻，整体的新文学也年轻，文字技巧上仍有可推敲之处。

朱自清散文有着极高的地位，评论者曾说，将他的散文作为样板悬于国内，不能增删一字。我想这种评价或许是指他后期的散文。他一生都在摸索如何写出最地道的语体文。斟字酌句，不敢有一点马虎。后人特别要注意的应该是他的这种努力，否则，便难免误解了前贤，可惜了他一生的追求。

上善若水（节选）

谢　伦

一

黄永玉写他的从文表叔，总是离不开水，并爱用《老子》里面说的“上善若水”等语。以水喻从文，真是准确之极。

幽碧、博大、深邃、透明。当你站在虹桥边上，看到悠悠清澈的沱江水，就似乎看到了活着的沈从文，看着了他慈眉善目的真诚、温和和宽容。——自处于下，恬淡无争，遇事总是忍让，在寂寞中去默默承受命运的压力。也有“执拗”，认定该做的事情，又会碶而不舍，以柔水击石，溅起了明亮而纯净的浪花。读《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晚年的沈从文，当是这个样子。

蒙蒙的细雨，给小城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诗意。我一连用了几天时间，反复地走在沈从文曾经住过、走过的地方——粉红石铺就的小巷、城墙、北门古城楼、码头……试图追寻什么，追寻什么呢？我不知道。中营街里那座不大的四合院，已被政府买下来了，辟为故居供人观瞻，但并不像想的那么热闹——几个提相机散淡的游人；门前正做着姜糖的街坊；一些书摊正卖着他写的书。

桥头是他小时最爱的去处。“那桥上有洋广杂货店，有猪牛羊屠户案桌，有炮仗铺与成衣铺，有理发馆，有布号与盐号。我既有机会常常到回生堂去看病，也就可以同一切小铺子发生关系。我很满意那个桥头……”

四围群峰的苍翠已转丹红，十月天了，可河里依然有一群洗澡的孩子。他们从高高的岸上嗵声响地跳下去，鱼一样地在江里兴风作浪。有的还故意爬上岸来，光溜溜地蹬在那儿，惹得女游客们时时地惊叫、张望。嘴巴冻得青乌青乌，也毫不在乎。一个把生活根植于重山险水的民族，勇敢已成为习惯。“大家把衣服在河滩上用石头压牢，一天的节目就在水面上开始了。”（沈从文语）自然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他们人生磨砺的开始。胆量、韧性、经验也从这里获得，然后带着绮思梦想奔赴他乡。沈从文和黄永玉就是从这条河流里漂流出去的，都是在十二三岁上，背着个小小的包袱，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凤凰，乃至整个湘西，就这样成了一个漂泊者心中永远的牵挂。也因为“漂泊”与牵挂，才有了迷人的《边城》、《长河》、《湘行散记》和《湘西》；才有了一系列的向世人诉说不尽的原始的传奇和神秘……

二

也曾困惑过，以沈从文清波一样的柔弱之身，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背离故乡去漂泊？

然而，当我把目光投向过去的凤凰，并稍稍扫描一下二十年代的少年沈从文以及他那一段军旅生活，又通读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一切都释然了——是性情。水一样的流动不居的性情确定了他最终是一个美的追随者。多情、多愁、多感、多思，加上他酷爱读书，精神层面的不断提升，使他愈来愈难以容忍自己身陷旧军队的肮脏和龌龊。鸦片、妓女、欺讹、杀戮，这些丑恶像瘟疫一般整天在他身边泛滥。他担心哪一日“即或自己终于获得了权力，到头来也会被腐烂了灵魂！”这不是他要的生活！当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产生了要远离污浊、远离粗粝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以为一个看似柔弱的沈从文，其实是心劲十足的，一派清波下面，是时时涌动的急流。一旦作出决定，便会义无反顾。正如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所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以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溪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

如水的性情使他出污泥而不染，如水的性情使他走向流动、漂泊。

“知识和权力相比，自己愿意获得知识，放下权力。”

三

挫折是必然的，生活的困苦、潦倒也是必然的。想想一个没咋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陡然地来到北京城，单单一个高耸的大前门，就差点儿把他吓坏了。为渡艰难找过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毕竟沾点儿拐弯抹角的亲戚嘛，可没想人家虽然家财万贯，却不肯同情这位菜色的小乡亲；找过他舅舅——在香山做事的黄永玉的祖父，也没有得到多大照顾。黄永玉说，那时的从文表叔就住在城里的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了冬天，当然是凉快透顶的了。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我每次披读《太阳下的风景》至此，便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我读汪曾祺

陈喜儒

多年前，偶翻一本杂志，看到一组短文，没想细看，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一瞥不要紧，眼睛粘上下不来了。于是翻到前面，从头读起。文章都不长，每篇千把字，但篇篇精致，如一棵棵小树，每个枝杈，每片叶子，都长的是地方，干净、利落、匀称、和谐、美。那些家常话、大白话、大实话，由他排列组合在一起，变成了诗，变成了画，有滋有味，妙不可言。这才是真功夫，大手笔!我一下子记住了他的名字：汪曾祺。从此以后，遇到汪氏文章必读，且每次都有收获，从未因遇到“水货”而失望。

系统读汪氏文章，应该感谢作家出版社的房树民先生，他送我一本《浦桥集》。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一直放在案头，闲时翻看一两篇，消愁解闷，会心一笑，其乐无穷。书被我翻得散了花，舍不得扔，就像儿时自己买纸钉本一样，精心用胶带纸把书脊粘了好几层，而且弄成线装书模样，继续看，最后连书皮上有广告意味的内容简介，我都暗记于心，几能背诵。

前几年，购得北师大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我从头开始，一篇不落，读完八卷，对汪氏的散文、小说、诗歌、剧本、评论有一个整体印象。我以为他的散文最好，小说第二，诗歌、剧作居三。他的散文，行云流水，玲珑剔透，美不胜收，篇篇值得细细品评，咂摸滋味。

有人说汪曾祺是现当代最后一个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作家，不无道理，但似应加上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最后一个平民化的作家。是的，他有士大夫的审美、闲适、散淡、学识、情趣，但无士大夫的自命不凡，恃才傲物，骄奢淫逸。他有一颗平常心，不会为弄个司局级而动心，也不会为没有专车而苦恼。有窝头咸菜吗?有炸酱面吗?有纸有笔吗?行，齐了。

在一些人为名利争着抢着喊着骂着哭着叫着往前挤的时候，他不为所动，甚至站在旁边看热闹。路边看到一朵野花，他会欣赏半天，或者干脆坐下来抽支烟，喝杯酒。捡到一块石头，好，这是宝贝，放在口袋里。蓝天、白云，蜻蜓蚂蚱，放羊娃，乘凉的老头，养蜂人，哇哇乱叫的孩子……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吸引着他。他从中看到了美，得到了乐趣和享受。

他从来都不是主流，或根本不想当主流。他只是个爱抽烟喝酒的老头，走在大街上。与退休的老工人差不多。他满肚子文章，却从不张扬，甚至厌恶吹捧。其实，他用不着张扬吹捧，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心情烦躁时，拿起汪曾祺的书，仿佛避开炎炎烈日，来到树荫下，小河边，听流水潺潺，树叶沙沙，虫鸣鸟叫……心中的烦闷、牢骚、愤怒，烟消云散，恢复一片宁静和平。

有时我想，汪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一种酸梅汤或绿豆汤的作用?是他涉世太深，经历了太多大悲大喜，把人生看透了，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本事?也不尽然。那么是阿Q精神在读书人身上的变异?好像也不是。是逆来顺受，被生活挤压得变了形，身心麻木，只会低眉顺眼?种种疑惑，萦绕心头，不得其解。

思来想去，我以为，他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世界。当右派，人生至苦，但他种葡萄、画马铃薯、为演戏画布景……能找到乐趣，找到关，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一种无奈，也是随遇而安。他自己也说，不这样，又能怎么着呢?但他从不消极，对生活充满希望。在面对灭硕之灾时，他没有气急败坏，自暴自弃。在平步青云、大红大紫时，他没有忘乎所以，颐指气使。他很清醒，不愠不火，宠辱不惊，牢牢把握住自己，守望精神家园。那么，他的精神家园是什么呢?像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活着，自得其乐。

我喜欢这个老头，他心地善良，有学识，文章好，随和可亲。他不在了，但他的书在，文章在，仍然可以听他说吃讲喝，谈古论今，品书评诗。他的笔下，瓜果梨桃，草木虫鱼，萝卜白菜，煎炒烹炸，文人墨客……皆有情致。

我在作协工作，与汪先生同住一个城市，想见汪先生，要一本签名书，或者脸皮再厚点，索张字画，并非难于上青天，但我一无所有。有一次，在北京饭店，有人指着一位脸色有点发黑的老头说，那是汪曾祺，汪先生。他独坐一隅，手里夹着一支烟，好像在等什么人。我没有冒昧打扰，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他微皱着眉，沉思着，或许又有一篇妙文浮上心头。

我赞成钱钟书先生的话，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不打扰下蛋的母鸡，叫她从容地在阳光下漫步，在尘土中捡几粒粮食，在草丛中捉几只青虫，多下几个蛋，不是更好吗?

喜欢一个作家，读他的书就足够了。

北岛：在语言中漂流

刘鹏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每当我读到北岛的这首诗，浑身的血液都会一下子涌到头顶，脚下的土地也会迅速变得冰凉，似乎所有的想像都来源于遥远的地平线。

北岛，首先是一个建筑工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瘦弱的男人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让以后的世界变得表情怪异，是惊讶万分还是张口结舌，或许还是手舞足蹈呢。当时这个建筑工人唯一的理想是烧锅炉或者是看水泵，因为这两件事才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可是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实现自己妄想的这个美差事，对于他，或许一辈子都实现不了喽。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文革”后期，大部分诗歌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时代造就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以及“红帆船”。

为了那只“红帆船”，20世纪80年代末，北岛开始了长期在海外漂泊的生活，准确地说，他更像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者。在我们即将淡忘他和他的作品时，北岛以一本《失败之书》的散文集，让我们重拾记忆，这位曾经风靡全国的诗人，在多年异乡漂泊的旅途中，他变得沉默了吗?他变得寡言了吗?他变得愤怒了吗?

普希金有首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在海外漂泊了多年的北岛更明白自由与平静的内涵，我想这些比幸福更为重要。

当年，北岛用他锋锐的诗句撕裂了整个世界，如今，他用散文表示了自己存在的第三种方式。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4年间，北岛住过7个国家，搬了15次家。这或许就是一种散文语境。他写道：“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他又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

北岛1996年开始写散文。那时美国一家电台开了一个“作家手记”专栏，请住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诸如阿城、李欧梵、聂华苓、张辛欣写写海外的生活，其中也包括北岛。那时他答应下来时，纯属玩玩，没当回事。可是1997年的春天，北岛被老板炒了鱿鱼，人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没有饭吃，于是，写散文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事后，北岛非常感谢那个老板，没有她，他大概不会另起炉灶。此后的两年，北岛基本上是靠卖文为生，最多的一年写过50篇，差不多每周一篇。其中第六篇《艾伦·金斯堡》曾得到过李陀的高度赞许。

北岛的沉默和艾伦·金斯堡的嚎叫，都是上世纪我们精神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些年，北岛游历了许多地方，他再也无法回到自己最初的内心深处，他似乎从来都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他坚持用中文写作，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教书，顾道儿蒙蒙那些美国人。

北岛在序言中曾说：“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精品阅读

【阅读目录】

1、《诗是生命的倒刺》             ——海  子            作者：余  杰

2、《寂寞的碑文》                 ——孙  犁            作者：孙  郁

3、《铁凝印象》                   ——铁  凝            作者：汪曾棋

4、《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节选）  ——史铁生            作者：苏  娅

5、《对林非先生的直觉》           ——林  飞            作者：李华章

6、《倔强的诗魂》                 ——牛  汉            作者：耿林莽

7、《在故乡种棵树》               ——李若冰            作者：白　描

8、《最初的岁月》                 ——余　华            作者：余  华

9、《刘亮程的村庄》               ——刘亮程            作者：刘  斌

10、《病痛中创造欢乐》            ——张海迪            作者：赵泽华

11、《豪华落尽见真淳》（节选）     ——严家炎            作者：孔庆东

12、《在激流外永生》              ——张中行            作者：乔忠延

13、《“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梁  衡            作者：马治权

14、《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        ——钱钟书            作者：佚  名

15、《“拗相公”的后裔》           ——王开林            作者：李元洛

16、《寂寞分水塘》                ——陈望道            作者：叶文玲

17、《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叶圣陶            作者：肖复兴

18、《我看钱理群》                ——钱理群            作者：孔庆东

19、《君子学者王兆胜》            ——王兆胜            作者：韩小蕙

20、《宝刀不老周汝昌》            ——周汝昌            作者：张昌华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余  杰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儿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刺儿一经拔出，我也就一命呜呼了。

　　　　　　　　　　　　　　　　　　　　　　　　　　　　　　　　　　——齐克果

　　1989年3月26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渐起的鲜血，是书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1977年，15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歌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90年代，当我们象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他的每一行抒情诗都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坚硬的东西了。至刚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在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气息。我羡慕他有一个纯洁的妹妹：“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我更羡慕他有一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实际上，海子比我们还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这正是流星般的80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无法想象象海子这样的人活到90年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80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是美丽着。海子在8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90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想起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部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唯一的礼物，这时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就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的剑。“你说你孤独／就象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独／你在夜里哭着／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象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背叛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逼着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写诗，诗句就象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我请求熄灭／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灵魂是如此沉重，脆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它。此刻，幸与不信都毫无意义。耶酥在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样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酥在底墒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酥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灵魂悲苦得就要死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弟子们都睡着了。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1000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野中的耶酥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泪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碌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地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永远是痛苦的，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孙犁:寂寞的碑文

孙  郁

孙犁的死,引起了人们的诸多感慨。前几年读他的《曲终集》,便有不祥之兆,以为是自己为自己刨的墓穴,似乎生命的脚步,到此终止了。这些年他自动封笔,不著一字,就那么平静地等待着死亡。我以为他一生最耐人寻味的,大概是封笔后那段苦苦的日子,那无字的书写,有着更大的哀凉，有谁能读懂他呢?

在什么地方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孙犁不通世故,有文人的本色，这是对的。许多年来,孙犁一直是我喜爱的作家,大凡他出的书,都曾读过,常常为之感动。孙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特别的人物,早年参加革命,后从事新闻工作,小说、散文、读书札记都写得迥异他人,与时代的流行色格格不入。他晚年的书,尤为精致、幽远,好像渗有鲁迅的苦味和佛家的岑寂,内心是孤苦的。若说文字的高与妙,他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在人们狂躁的时候,他却留下了一片清幽的园地,而这园地里的语言与智慧,给人带来的是人性的清爽和美丽。

早期孙犁的作品清秀淳朴,像潺潺的山泉流着泥土气与淡淡的甜意。他的小说都很简单,没有什么杂色。《白洋淀纪事》!《山地回忆》写得静穆而灵动,透着乡野的清香。在战争的年代,他偏偏远离了残酷,写了人性的美,这与那些仇恨文学,形成了对比,他内心的纯净给了人们以深切的记忆。人到中年后,国难与心病交加,一度搁笔,在文坛上消失了。到了晚年,再度挥毫,然而已没了冲淡和微笑,处处是抑郁和冷寂,与《时文》的距离很远了。孙犁一生,卷到时代主潮里却又置于漩涡之外,他听命于自己的良知,写的都是小山小水小人物,然而却精魂凝炼,古文的精华与鲁迅的精华,多少留在他的文字里。和他同龄的作家比,应当说是一个异类。

从战争里成长起来的那代作家,有许多躺在功劳簿上,停止不前了。孙犁不是这样的人,他自认是一个失败的人,忧郁!焦虑一直伴随着他,文章也日渐深邃、迷茫,有着不可言说的痛楚。他把己身的苦和周围的生活连在了一起,诉说了人生的不可琢磨性和悲剧性。记得在读那本《书衣文录》时,我便想,他分明已像一个苦行僧,吟哦的正是人间的谶语："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这里既无士大夫气,又无军人的野气,孙犁让我们感受到了精神煎熬的哀苦,和人的失去故园的怅惘。《书衣文录》写出了无望中的渴望,在文革后期,世间还会出现如此精善秀雅的忧思之文,确是一个奇迹。一个从乡野里走出来的军人,能写出与史学大师媲美的文字,在先前是很少见到的。

孙犁的文章,气脉上直追鲁迅,而章法上得益于明清笔记,间杂野史平话的余绪,自成一体。他精于小说,又深味理论,所以创作也来得,研究又精到，有时二者浑然一体,文章给人以久久的回味。1949年进城之后,他一直处在厌烦和不安之中,对都市颇不适应。孙犁以为,自己更适宜去写乡村,生活于乡村,而都市则把自己的性灵磨光了。所以,到了晚年,除了写一点乡村记忆的文字,主要的工作是读旧书,看古董,沉浸在时光的旧迹中。他按照鲁迅的书账目录去购书,经史子集、金石美术、农桑畜牧,能得到的都通读一过,并把感想写到文中。以作家的身份走进学术,又以学术的眼光从事写作,于是便有了诗人的性情与史家风范的交融,文字日趋老到,太史公的苍冷与鲁夫子的苛刻深染于身,读之如置荒野,有空旷寒冷的感觉。孙犁写村妇之美是文坛一绝,而言谈历史掌故,臧否人物,亦多妙笔。《书衣文录》里谈士大夫著述,多反讽之词,旁敲之意,然又不故弄玄虚,通篇是溅血的文字。我每读他的著作,就觉得作者走的是野狐禅的路子。涉猎甚广,又不累于一家,用一颗寂寞的心,参透了历史,也激活了历史。看他的读书笔记和藏书目录,很让人感动。比如读书吧,不喜欢正襟危坐,亦拒绝学院式的雅态，《野味读书》云:

“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

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

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

我曾寒酸的买过书:节省几个铜板,买一本旧书,少吃一碗烩饼。也曾阔气的买过书:面对书架,只看书名,不看价目,随手抽出,交给店员,然后结账，经验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所以,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电震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读书如此,写作也是如此,晚年所作《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乍明乍暗,亦寒亦暖,如野叟讥语,将世间的冷暖说破,沉静得让人敬慕。通览其书,文字中有大的悲悯,他的几近化境的文字,创造了老人写作的佳境。每读其文,如饮甘泉,清冷中透着美意。王静庵说,文学有“造境”，“写境”之分,孙犁于“造境”里近自然,于“写境”里多真气,人们喜读他的著作,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以为孙犁的价值,在于发现了苦难中的美,将乡野里的生活单纯化了,这有《风云初记》等为例;另一方面,又近于大彻大悟,将人的无奈感性化,给人以抉心自食的惊异,《书衣文录》、《曲终集》等是其代表。孙犁的晚年,远离闹市,拒绝市侩,常说些逆耳之言。然而又不盛气凌人,自对寒窗,苦心自省,是很有些鲁迅风采的《曲终集》的后记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这里有美的隐含,又多斗士的性情,朗朗然有荡魂之气。孙犁至死,保持了洁净,人间的苦乐亦系于一身,真真是纯正的作家。我们这些俗人要做到此点,是大不易的，记得有位朋友访问孙犁后告我,先生是有洁癖的。他的书放得整整齐齐,不爱借人。凡是新书,要用旧信封纸包装,颇为干净。这让我想起鲁迅,也是如此的。曾看过鲁迅博物馆里的藏书,每一本都干干净净,一些残书修理得很洁整,那种珍视爱物的心,既是审美观使然,又带有人生的态度。在我们这个国度,有一种精神上的洁癖,殊为难得。容不得一粒砂子,喜好纯粹,曾被讥为怪人，但恰恰是这类怪人,书写了我们人间的隐秘。那文字像立在丛葬里的碑文,警示着后来的人们。你在那里,读不出人间的本色?

铁凝印象

汪曾棋

　　“我对给他人写印象记一直持谨慎态度，我以为真正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通过一篇短文便对一个人下结论则更显得滑稽。”铁凝说得很对。我接受了让我写铁凝的任务，但是到快交卷的时候，想了想，我其实并不了解铁凝。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温习一下一些印象的片段，考虑考虑。文章发排在即，只好匆匆忙忙把一枚没有成熟的“生疙瘩”送到读者面前——张家口一带把不熟的瓜果叫做“生疙瘩”。

　　四次作代会期间，有一位较铁凝年长的作家问铁凝:“铁凝，你是姓铁吗?’她正儿八经地回答:“是呀。”这是一点狡狯。她不姓铁，姓屈，屈原的屈。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告诉那年全己消长的作家实话。姓屈，很好嘛！她父亲做画署名“铁扬”，她们姊妹就跟.一起姓起铁来。铁凝有一个值得叫人羡慕的家庭，一个艺术家的家庭。铁凝是在一个艺术的环境长大的。铁扬是个“不凡”的画家。——铁凝拿了我在石家庄写的大字对联给铁扬看，铁扬说了两个字:“不凡。”我很喜欢这个高度概括、无可再简的评语。这两个字我可以回赠铁扬，也同样可以回赠给他的女儿。铁凝的母亲是教音乐的。铁扬夫妇是更叫人羡慕的，因他们生了铁凝这样的女儿。“生子当如孙仲谋”，生女当如屈铁凝。上帝对铁扬一家好像特别钟爱。且不说别的，铁凝每天要供应父亲一瓶啤酒。一瓶啤酒，能值几何?但是倒在啤酒杯里的是女儿爱!

　　上帝在人的样本里挑了一个最好的，造成了铁凝。又聪明，又好看。四次作代会之后，作协组织了一场晚会，让有模有样的作家登台亮相。策划这场晚会的是疯疯癫癫的张辛欣和(人民文学》的一个胖胖乎乎的女编辑——对不起，我忘了她叫什么。二位一致认为，一定得让铁换出台。那位小胖子也是小疯子的编辑说:“女作家里，我认为最簇亮的是铁凝!”我准备投她一票，但我没有表态，因为女作家选美，不干我这大老头什么事。

　　铁凝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两眼修长，双足秀美，行步动作都很矫健轻快。假如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形容铁凝的体态，只有两个最曾通的字:挺拔。她面部线条清楚，不是圆乎乎的像一颗大青白杏儿。眉浓而稍直，眼亮而略狭长。不论什么时候都是精精神神，清清爽爽的，好像是刚刚洗了一个澡。我见过铁凝的一些照片。她的照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露齿而笑的。不是“巧笑倩兮”那样自我欣赏也叫人欣赏的“巧笑’，而是坦率真诚.胸无遭滓的开怀一笑。一类是略带忧郁地沉思。大概这是同时写在她的眉宇间的性格的两个方面。她有时表现出有点像英格丽·褒曼的气质，天生的纯净和高雅。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梳着蓬松的鬓发(铁凝很少侃这种发型)，很像费雯丽。当我告诉铁凝，铁城笑了，说:“又说我像费雯丽，你把我越说越美了。”她没有表示反对。但是铁凝不是英格丽·褒曼，也不是费雯丽，铁凝就是铁凝，人世间只有一个铁凝。

　　铁凝胆子很大。我没想到她爱玩枪，而且枪打得不错。她大概也敢骑马!她还会开汽车。在她挂职到涞水期间，有一次乘车回涞水，从驾驶员手里接过方向盘，呼呼就开起来。后排坐着两个干部，一个歪着脑袋睡着了，另一个推醒了他，说:“快醒醒!你知道谁在开车吗?——铁凝!”睡着了的干部两眼一睁，睡意全消。把性命交给这么个姑奶奶手上，那可太玄乎了!她什么都敢干。她写东西也是这样:什么都敢写。

　　铁凝里说爱笑。她不是腼腆的，不是矜持渊默(按:深沉静默)的，但也不是家雀一样唧唧喳喳，吵起来没个完。有一次我说了一个嘲笑河北人的有点粗俗的笑话:一个保定老乡到北京，坐电车，车门关得急，把他夹住了。老乡大叫:.夹住咱腚了！夹住咱旋了!.售票员问:“怎么啦？”——“夹住俺腚了!”售票员明白了，说:“北京这不叫腚。“——“叫什么?”——“叫屁股。”——“哦!”——“老大爷你买票吧。您到哪呀。”——“安屁股门!”铁凝大笑，她给续了一段:“车开了，车上人多，车门被挤开了.老乡被挤下去了.——哦，自动的！”铁凝很有幽默感。这在女作家里是比较少见的。

　　关于铁凝的作品，我不想多谈，因为我只看过一部分，没有时间通读一遍，就印象言，铁凝的小说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峨，香雪》一样清新秀润的。“润新”二字被入用滥了，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傲到的。河北省作家当得记清新二字的，我，只有两个人，一是孙犁.一是铁旅。这一类作品抒情性强，笔下含蓄。另一类，则是社会性较强的，笔下比较老辣。像《玫瑰门》里的若干章节，如“生吃大黄翻”，下笔实可谓带点残忍，惊心动魄。王蒙深为铁凝丢失了清新而惋惜，我见稍有不同。现实生活有时是梦，有时是严酷的，粗砺的。对粗砺的生活只能用粗砺的笔触写之。即使是女作家.也不能一辈子只是写“女郎诗”。我以为铁凝小锐有时亦有男子气，这正是她在走向成熟的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我很希望能和铁凝相处一段时间，仔仔细细读一遍她的全部作品，好好地写一写她，但是恐怕没有这样的机遇。而一个人感觉到有人对她跟踪观察，便会不自然起采。那么到哪儿算哪儿吧。

史铁生：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节选）

苏  娅

他的文字

“您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呢?”我问史铁生。

“每周三次透析，一、三、五下午，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在上午时精力好一些，写作也是在上午完成的。”他说。

这个答案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我知道在写《病隙笔记》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史铁生甚至每天只能写几行字。

想象他写作的艰难，我短暂沉默了，但电话那头的史铁生却笑了起来，“作透析就像是去上班，有时候也会烦，但我想医生护士天天都要上班，我一周只上三天比他们好多了，就当我是和医生们一起上班啦。”

这就居豁达的史铁生，面对我的感叹，他说：“幽默包含着对人生的理解。”

21岁在清平湾插队时，史铁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于是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年轻的史铁生曾经长达10年都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场冤案。很自然地，他质疑自己活着的必要性，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他最终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来解放自己。

史铁生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随笔《合欢树》里，史铁生记录了他文学创作的起源。起先“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当史铁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人喜爱的时候，他的心底一直都存在着一种缺失，就是母亲过早地去世。他写道：“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过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人，史铁生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种达观和情怀；有人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但更多人喜欢史铁生是因为那些软化人心、温暖人心的亲情故事。比如在《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作品中，那个一直默默陪伴在他身边的母亲。

 

一位残联的朋友曾说过：“因为自己是残疾人，生活上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于是对亲情和爱有更深的体会。”

史铁生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那些细心、琐碎的关心会被我们忽视，而只有在一个常年累月需要人照顾的人那里，才会记得更深，感激更深。所以史铁生说：“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以前我写的是残疾人，后来写的是残疾的人，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人生来就具有的困境。”

他谈不幸

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很多人知道史铁生，都是因为陈凯歌早年改编自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的电影《边走边唱》，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贯穿始终：“千弦断，天眼开。”这句话的背景是盲人琴师的师傅说过，弹断的第1000根琴弦能带来光明。

盲人对于光明的渴望，残疾了双腿的人对于行走的渴望，从来不会停止，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我们始终能够读到这样的渴望，他从来没有掩饰过。

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命若琴弦》，“这算不算是您转折性的一部作品?”我问道。

“算是吧。在《命若琴弦》之前我写的是残疾人，这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命若琴弦》之后，我发现所有人都是残疾的，我开始写人的残疾，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史铁生说。

在《病隙碎笔》里，史铁生在谈到“残疾情结”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史铁生说：“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残疾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很多人，左右得一塌糊涂。把残疾当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又问：“为什么很多身处逆境的人，比如病人、失恋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都会看您的书?”

他说：“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于是从《命若琴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史铁生的作品中找到共鸣，更多的人开始在读史铁生作品的时候学会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处境，冷静地面对身有残疾的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身陷不幸、身有残疾的人。

我想，史铁生最钦佩的精神不光是坦然正视自身的残疾，他甚至已经跨过了“人生来残缺”的前提，摆脱了残缺的命运必然带来的恨，继续朝着自由走去。

后记

很多年了，史铁生一直回避着采访，他说他对读者没有额外的话要说了，所有要说的都在作品里了。

那么他在表达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2002年，史铁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那段授奖词也许是对他最精当的概括：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对林非先生的直觉

李华章

　　一生中值得回首的人和事，因人而不相同。喜广交朋友的也许会多一些；爱清静的似乎要少一点。我把自己划为后者范围。

　　以文会友，古今时兴。我对林非先生既是以文会友，又是以文拜师。除了他年长于我外，更因为他的学术高我几筹，心悦诚服，甘拜为师。年轻的时候，我曾在湖北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工作，而林非先生已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的学术论著《鲁迅和中国文化》，是我当时常读的一本书。遗憾的是，千里迢迢，无缘拜会。1990年，全国首届“中华精短散文大赛”（《散文百家》等单位举办），在４万５千多篇参赛作品中，评选出１５篇优胜作品，拙作《千年屋》忝列其中。林非、周明、石英、丁振海等名家担任评委。在河北廊坊举行颁奖大会，我因故未能赴会，又一次错过拜见林非先生的机缘。有一次，武汉的一位大学同窗鼓励我给北京《散文世界》投稿，稿子可寄给林非先生。当我冒昧地把拙作《王村的风韵》寄给他，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了复函。至今还记得开头的几句话：“大作极佳。我已不编《散文世界》久矣。稿子已转给袁鹰同志了。他会同你联系的……”不久，拙作发于《散文世界》11月号上，倍受鼓舞。1992年入选《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林非主编），于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忘记不了的名字。

　　1995年8月，“95海内外散文旅游文学传播大会”在夏都庐山召开。我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大会。11日的大会开幕式由林非会长致开幕词。见到了久仰的林非先生，心里似庐山之夏的一阵清凉风轻拂，从心底涌出一句流行语：相见恨晚矣。话虽不免俗气，但我的情感却一片真挚。想不到林非先生身材高大，文质彬彬，风度翩翩；更未想到他待人亲切，真诚热情，有一见如故的魅力。联想起自古以来江浙不仅出“才女”，而且也出“才男”。

　　8月14日，大会安排林非先生讲演。我聚精会神地听讲、记笔记。所讲的八大问题，一一记录在册，重翻笔记，依旧详细、清楚、鲜明。不禁想起这全靠读大学练下的基本功。在那个年代，印刷条件差，学术交流少，没有教科书，老师的讲义也不全，完全靠记笔记。上课记笔记，下课互相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学习方式虽笨拙机械，但掌握的知识扎实牢固。今天，重温林非先生的讲演，观点极其鲜明，受益匪浅。比如，“散文必须抒情，但要增加知性。理性的东西，能让读者思考更多的问题。”；“散文要有思想份量，不要光写花花草草，杯水风波”；“散文是思想者的歌。媚俗的东西，我不赞成。提高散文作家的境界很重要”；“散文要有人格力量，人品与文品相统一。但是很难统一。有缺点的人，写出好作品也应肯定。真正的人格力量就是真诚。卢梭的《忏悔录》值得一看，写得真诚，堪称社会的良知。但是，人格力量还应服膺真理”等等。林非先生关于好散文的四条标准或条件，在多次讲演中我都听过，记忆犹新。一是好散文必须抒发自己的感情，能感动读者，触发读者的情愫；二是好散文要有一点新发现、新见解、新感受。作者要写出心中的感觉，眼中的发现；三是要写出深刻的对生活的观感，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能让读者去思考；四是好散文要满足读者审美的需求。它是美文，有艺术感染力。他又说，诚然要四者兼备是很不容易的。具备其中之一就不错，具备二三条就更好。如要比较全面了解林非先生的散文观，不妨读读《林非论散文》这部大著。

　　在庐山传播大会期间，来自韩国釜山大学中文系的金惠俊教授，一家三口同行，小男孩未满5岁。在游览中，总是让小孩自己走路，父母从不抱他或背他。有的代表很担心。但他们夫妇异口同声说，从小多让孩子锻炼。林非先生见小孩很可爱，常常极亲切地逗一逗小孩，轻轻地抚摸一下孩子的头。年轻的金惠俊教授在发言中介绍：韩国现有60多所大学设有中文系。釜山大学1972年就设立中文系。他自己是1987硕士毕业。对中国新时期散文非常有兴趣。他翻译了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略》。这本书在韩国受到欢迎。

　　1996年11月1日，“96海内外散文旅游文学三峡笔会”在宜昌——重庆举行。来自北京、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内蒙、辽宁等１３个省市的散文作家、理论家、编辑家、教授60余人参加了会议，韩国的随笔家金镇植、汉学家金惠俊也应邀出席了笔会。与会者乘船游三峡。由于旅行社所包的轮船较小，名为三等舱，实则比别的轮船四等舱条件还差。作为会长的林非坚持坐三等舱。几经劝说，不肯改坐二等舱。说是能节约就节约一点，况且同与会代表、朋友在一起还快乐些。当我听到这几句真诚的平常话时，真的被感动了。对林非先生平易近人的直觉，更增添了几分尊敬。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政界是根深蒂固的，也已浸透到文艺界。而林非先生则与众不同。回想２０年前，我曾为省文联组织的“中国作家诗人三峡采访团”做会务工作，就亲历过两家中央级报纸的文艺编辑，为分配住房标准不一样（条件不允许），而引起的互相攀比、互不服气，弄得骆文主席相当尴尬。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从一件小事，足可区分出一个作家、学者的不同境界，不同胸襟，不同风范。

　　船靠神女的故乡巫山后，与会代表满怀游兴去游览“小三峡”风光，风景旖旎，秀甲天下。著名诗人徐迟曾赞叹：大三峡不如小三峡，小三峡不如神农架。可是，老天不作美。那精巧的柳叶舟在碧绿的宁河，刚刚驶过了龙门峡不久，忽地大雨滂沱，倾盆而下，上游洪水滔滔，来势汹汹……船老板当机立断，调转船头，奔流而下。大家上了码头后，大雨仍未停。巫山县城小，返城的中巴车少，不得不在雨中候车。此时此刻，只见年过花甲的林非先生，仍旧平静地与代表一起等车，心境平和，不急不躁，面带微笑，脸上淌满雨水，还不时地安慰我不要着急，幽默地说：这真是人不留客天留客。看来，我们还要再游小三峡啦！

　　对一个人的直觉，第一印象，虽是表层的、不全面的，却往往也是深刻的，最令人忘怀不了的。我忽然想到欧洲最杰出的一位女作家的话来，“尊重你自己的直觉，大胆地听从自己的直觉”（伍尔芙）。不仅阅读作品是这样，看待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牛汉：倔强的诗魂

耿林莽

　　“……黑暗是一群狼，／还伏在我们的门口。”这是牛汉的短诗《夜》中的两句。与之相对应，他又写道：“灯在颤抖／在不安的灯光下我写诗”，这其实是一种象征，是对他经历过的时代诗人的形象与命运的一种象征性概括。尤为重要的一句是：“诗不颤抖!”

　　我将这首诗视为牛汉的诗歌生涯，以及他坚强人格的最好写照。他经历了旧社会黑暗统治下的抗争，又蒙受了“反胡风”残酷斗争的冤屈，但是他那倔强的诗魂始终屹立，年逾八旬，依然是当今诗坛一位老当益壮的战士。最可贵的正是贯串于他全部作品中的坚贞气质：“诗不颤抖!”

　　在他的诗选中，有一辑散文诗，数量不多，却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他的诗一样，质朴无华中，有一股耀眼的思想光芒潜在其中，往往从平实的诉述中骤然涌出，葆有很强的震撼力。

　　牛汉的诗本具有敦厚质朴的“北方气质”，这章《只有根一直醒着》，来自瞬间感触，葆有原始生命本色的美。

　　“只有根一直醒着，在黑沉沉的地下”，当树的叶与枝都被雨雪交加的坏天气所摧折，当一株亘亘树干在呼啸的寒风中忍受着鞭打，我们的诗人却握住了目不能及的生命力所在的“地下”，以及那暗暗流贯于形似干枯的根茎之中的活生生的“汁液”。这是一种坚韧意志的发现、透示和发掘。

　　“只有根一直醒着，在黑沉沉的地下”，这是钢铁般沉重的语言，她使我们想到人世间的许多，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强敌压境备受蹂躏的八年抗战，一个古老民族的根曾经何其悲壮地“醒在地下”；腥风血雨十年浩劫中，多少民族精英惨遭迫害，他们的“根”——那不屈的意志不也在“黑沉沉的地下醒着”。这是使一切邪恶者横暴者不寒而栗的钢铁般沉重的语言。

　　这章散文诗取散文式的舒放，自然质朴却诗韵雄健。“青桐睡着了，像马一般站着睡，山峰一般耸主着睡。”多贴切的意象，随手拈来，坚挺傲岸，昂立不摧。散文诗，并非命定地属于软绵绵的低回。

　　《戈壁草》可以称作她的“姐妹篇”，笔墨更见舒展，从容不迫地展开，辽阔而又严谨。戈壁滩的荒凉为弱小的草们营造的是艰难的生存环境，然而却也成就了她们顽强的意志，惟弱小者懂得团结，深晓集体的力量，因而有了一个个“苦难的家族”。

　　“草有了自己的微小国土”，这样的语言使人凄楚，从颂歌背后，读出的是深沉的悲凉内涵。

在故乡种棵树

白　描

　　在咸宋公路泾阳和三原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三渠口。醒目的标志,就是路边有棵大柳树,树身足有三抱粗,树冠遮天蔽日,洒下的浓荫宛如一方巨大的天然凉棚,卖吃卖喝的、剃头钉掌的、修车补胎的、歇脚纳凉的,便聚集在这阴凉下,成全了一派旺盛的人气。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梦中常常回到的地方。

　　三渠口实际上是朱、蒋、韩、白、雒五个村庄的总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流经的地方。后来在郑国渠老底子上兴建的泾惠渠,主渠道在这里分流,因而得了三渠口这个名字。给人说三渠口,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咸宋公路在早年是西安、咸阳通往铜川、延安、榆林和宋家川(今吴堡)的惟一公路,凡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人,告诉他公路边那棵大柳树,人们即刻便有了印象。大柳树太醒目了,看它一眼就会难忘。它是五个村庄的中心,五个村庄像花瓣一样绕着它散布开来。它伟岸、庄严、慈爱、柔情,在故乡人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给李若冰讲述过三渠口,讲述过这棵标志性的大柳树。若冰和我都是泾阳人,我们经常谈论有关家乡一些话题。知道他将这棵树记在心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一块回故乡泾阳的时候。泾阳乡镇企业家焦志学办了家造纸厂,请若冰回去视察,我全程陪同。那天在纸厂呆了很长时间,之后若冰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阎家堡和纸厂所在地云阳镇只有半个小时车程。若冰出生不久因家庭贫困,被卖给一户杜姓人家,不几年,养父母就被一场瘟疫夺去了生命,很小的他就成了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如今老家只有侄辈的人,见他回来,非常高兴,几个侄子家庭十多口人围拥着若冰,坐在老家的庄户院里,嘘寒问暖话亲情,喝茶聊天拉家常。正是阳春三月,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这些情殷殷、意切切、乐融融的人们,其情其景,很是感人。本打算在老家看看就走,但亲情绵绵,这一呆,便呆了两个多小时。侄辈的媳妇们张罗着要去做饭,因为已在纸厂吃过,被若冰谢绝了。县上给若冰还安排了活动,必须在晚饭前,赶到县城去,若冰不得不和亲人们道别。

　　上了车,若冰突然问我:“从你家到县城多远?”我说不远。若冰说:“我印象中很近,不就是咸宋公路边那棵柳树吗?也就是十多里吧。好吧,去你家看看老人。”我的母亲随我在西安,父亲仍在老家三渠口。若冰要去看望我父亲的提议,是计划之外的,这一天行程安排得很紧,县上还要若冰去看几处文物景点,若冰任省文化厅厅长,文物工作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单位一些人,早就想求若冰的字,县招待所那边早就铺开笔墨等候了,另外还有一些非见不可的朋友。我家尽管离县城不远,但从云阳去我家再去县城,要绕很大一个弯子,在家里还要耽误一些时间,这样一来,县上的活动肯定就安排不开了。我婉拒若冰,说已告诉父亲,这趟没有时间回家,但若冰还是想去。我给若冰算了一笔时间帐,若冰大概也觉得时间确实安排不开,只好遗憾地说:“你陪我回了我的老家,我该陪你回趟你的老家才是,今天时间安排不开,以后咱俩再回来,就在你家或我家吃农村饭。”随后又问我,家在那棵大柳树的什么方位?他说他去长庆油田,从咸宋公路走见过那棵大柳树,问大柳树有多大的年龄。我说听爷爷辈的人讲,他们小时候那棵树就那么粗。若冰说:那肯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是棵应该保护的古树,以后回来时去看看那棵树。

　　但这以后,我没有机会再陪若冰回过泾阳。没能一块品尝他的亲人或我的亲人做的农家饭,没能在我的老家接待他,一同去看看那棵大柳树,终成为一件憾事。

　　若冰给我的亲切感和我对他的尊敬,决不简单同是泾阳人的缘故,也不简单因为他在长时间里是我的领导和师长,而在于心灵的贴近和沟通。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拿心和人交往的人,这样的人自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他有很深的革命资历,有长期担任地方文艺界领导的资格,有着受人尊敬的著名作家的声望,但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一切身份和地位的特点都很淡很淡,给人突出的印象,便是他的爽朗与随和。他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你是普通工人,是农民,或是个初学写作者,和他交往,你不会有局促不安的感觉,即使出于对他名声的敬慕,开始你会有点拘谨,但他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笑容,像春风一样,马上会拂去你所有的顾虑,你会被他感染,从内到外都会获得一种亲近滋润的感觉,让你变得轻松而舒展。

　　第一次见到若冰,是在东木头市原陕西省文创室的小院里。那是1975年国庆节,路遥、叶延滨、叶咏梅和我,作为当时《陕西文艺》借调的“工农兵”编辑、实际上是刊物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参加编辑部举办的国庆会餐。若冰当时正在礼泉县兼职深入生活,他赶了回来,和我们几位青年作者亲切交谈。我们几个人,谁没读过《陕北札记》、《柴达木手记》、《神泉日出》?谁不期待着他给予我们以教诲?我们对他的尊重是由衷的,若冰却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像朋友,又像父兄一样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询问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和我们碰杯喝酒,给我们夹菜,和我们开心地说笑。记得当时他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你们要努力,陕西文学的繁荣最终还得靠新一代主力军。我们的刊物既要出作品,又要出人才,将来你们都要接陕西文学的班。”其时老一辈作家有些刚刚复出,有些将要复出,都是青年作家所要倚持的大树,但他以长远的眼光激发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情切切,其意殷殷,让我至今难忘。

　　我在《陕西文艺》学习、工作了将近一年之久,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才回到学校。我是陕西师大的学生,路遥是延安大学的学生,编辑部想让我和路遥毕业后都到刊物工作,刊物领导出面与学校方面协商。这是我和路遥梦寐以求的,但结果是路遥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编辑部,我却被留校做了教师。为此,若冰很不甘心,从1976年到1982年,从省文创室到陕西作协,从《陕西文艺》到《延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陕西文学界主要负责人的他,始终没有放弃调我工作的努力。陕西师大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不放我走,陕西作协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这个人我们要定了。若冰对我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先后与几任陕西师大的领导人协商,直到李绵同志做了师大校长,凭着他们都是老延安的关系,他亲自出面多次跑师大,直接与李绵同志洽谈,终于在1982年,我调陕西作协的事情才成定局,实现了我人生专事文学工作的梦想。

　　若冰对“陕军”文学队伍的建立,对陕西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不遗余力,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和他的夫人贺鸿钧有一个共同之处,凡见到一个文学新人冒出来,便无比的兴奋和喜悦。鸿钧长期担任《延河》领导,我曾经在一篇纪念《延河》创刊60周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鸿钧:这位50年代就以小说创作得到不少读者赞赏的女作家,在编辑工作中,看到一篇好稿子,“年过半百的人会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拿着稿子在各个办公室奔走相告,其兴奋之情宛如现在的父母看到儿女跃过龙门考取了好大学。”若冰也一样,在我担任《延河》主编期间,每看到刊物出现一位新人,看到刊物发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好作品,总要问我作者的具体情况,叮嘱我要注意扶持有潜质的文学新人,特别是基层的读者。即使在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长期间,不具体管作协的事了,但总是尽其所能,给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热情帮助遇到困惑或困难的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不计自身在官场的得失,挺身出面保护一些遭遇某种危机的青年作家。

　　80年代中期,贾平凹发表了《好了歌》,招致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严厉批评,搞得平凹灰头耷脑,很是伤心。若冰一直认为平凹是个难得的人才,不能因为创作上的某种探索和实验就损伤他的热情和自信,他让我转告平凹,一定要振作起来,指示我《延河》仍应该继续向平凹约稿,平凹的好稿子,陕西青年作家的好稿子,《延河》都要尽可能地优先发表,刊物要成为陕西作家成长的重要基地。路遥在成长道路上也遇到过更大的危机,在路遥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若冰给了他最宝贵的支持,帮他度过了山重水险的人生关口和阴霾密布的精神危机。那一段时间,若冰成了路遥的精神支柱。三天两头,路遥有事没事都要去若冰家。若冰身担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要读书,要写作,时间是很紧的,但一旦路遥登门造访若冰便将一切事情搁在一边,听路遥的倾诉,陪他聊天说话,宽慰、开导他。若冰知道,这个从陕北山沟沟里一路打拼出来跻身著名作家行列的青年,如果不给予呵护,那精神系统里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虑相互纠缠、强悍和脆弱一并兼有的基本平衡,即刻就会倾斜颠覆,整个人也就毁了。事后路遥曾不只一次地对身边好友讲:若冰在他心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教父。

　　若冰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到要谁感恩。他只是按照自己赤诚的心性和善良的愿望来做。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个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倒像个单纯得毫无城府的赤子。这便难免会被某些人利用。有时知道被人利用了,他也不会后悔、懊丧,更不会改变他的热心肠。凡事自有公论,正因为若冰是这样一种人,才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社会良好的口碑。

　　若冰是我国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足迹踏遍了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一线工地。至今,当我们随便走进哪个油田,提到若冰,那些老石油们无不充满敬意。他的激情燃烧在黄沙大漠,他的汗水洒在戈壁荒滩,他的身影印在苍穹大地,他留下的文字,深深地嵌在了人们的心里。2005年深秋,我和阎纲、周明、雷抒雁、何西来等应邀奔赴新疆库尔勒,我们走访了西气东输工程的首站轮台、东西横跨神州大地的万里气龙的源头克拉2,我们沿着沙漠公路,一直深入到塔克拉玛干的腹地塔中油田。一路上,无论是我们几个陕西老乡还是油田的同志,经常说到若冰。到了油田不能不想到他,不能不说到他。在塔中油田的沙漠植物园里,看到人工栽培的沙漠植物,我想起了若冰作品里对红柳、梭梭、沙棘的描写。这些都是他非常喜爱的植物。我在想,若冰如果有墓地,应该把这些植物种植在他的墓地上,让它们陪伴着他,让这些伟大非凡的生命呼应着他的灵魂,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感到欣喜的。

　　但我也知道这是空想。红柳、梭梭、沙棘这些植物,只适宜在沙漠生长,它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挑战,在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呈现出一丛丛、一片片生命的绿色。脱离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与别的娇花嫩草没有区别,生存的意义大打折扣,它们便宁可不复存在。

　　去年回泾阳老家,让我分外感伤的是,那棵大柳树已经死了。活了上百年,突然就死了。那片遮天蔽日、挡风避雨的浓荫已荡然无存。原来大树下那块地方,再也不是人们的聚集之地,拓宽的公路从那里经过,到处都在盖房建屋,过去清荫笼罩的地方,如今尘土飞扬。一段生命的历史,一段人世的风情,就这样戛然而止。

　　我又想起了若冰,想起当年他要来三渠口的提议,其情其景,如在眼前。大柳树没有了,若冰也离我们而去了。我想,如果能在故乡给若冰修建一座墓园,我会在那墓园里种植一棵柳树。柳树的生命力是极强的,随便往地上一插,便能成活,这倒与红柳、梭梭、沙棘很是近似。在故乡的树木中,柳树在春天总是最先发芽变绿,把春的消息早早报告给人们;而秋天又是它最后落叶,在一个四季轮回的谢幕之际,叶子变黄,呈现出一片耀眼的金色,在寒风乍起时给人一种明亮的暖意。垂柳依依,是生物对造化感恩的绵绵柔情;垂柳飘飘,是人们对尊者逝去的无尽思念。

　　为若冰在故乡种这样一棵树,我想他是会喜欢的,像喜欢红柳、梭梭、沙棘一样的喜欢它。

最初的岁月

余　华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是了不起。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的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

　　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买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华医生，华医生……有急诊。”

　　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锁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

　　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在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刘亮程的村庄

刘  斌

　　开始注意刘亮程散文,大致是《天涯》文学月刊九九年五期,集中推出的“刘亮程散文专辑”。一贯以小说为主的文学月刊能推出散文作家,不能不使散文读者悉心关注"此后《北京文学》和《散文月刊》相继隆重推出"刘亮程散文”,并以"文学排行榜榜首”、"散文新家”冠之。刘亮程的散文如一缕清新而温柔的风,吹入了枯燥、乏味的散文界。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的散文还是热闹的,开始是散文出书热,什么"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系列”、"小女子散文”、"美文”、"批评家随笔”、"小说家随笔”,各种散文与随笔丛书,不胜枚举。可是细心与注意一些,就会冷静地发现,所谓的系列与文丛无非换汤不换药,还是那几个作家轮番上场,散文本身并没有前进半步。而现在散文口号的迭出,又成为破烂的风景线,使你目不暇接。我们可以随意地看到,没有任何理论根据,随便一个名目写在破旗上,就可以臭哄哄地迎风刮几年"以行动散文”为例,口号带炒作搞笑了两年,却没看到几篇像样的散文,更不用去指望这种荒唐的散文行动,会出现一个半个的散文大家了。

　　说到底,散文是作家个体的精神体现,是甘于寂寞的事业,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怎么可以用口号呼唤散文的行动,企盼散文获得空前的成功,造就几位散文大家呢?

　　刘亮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体,他在伪假与浮躁的散文界特立独行,成为一颗散文新星，刘亮程是从一个村庄走出来,回头还是看着那个村庄,把这个村庄所发生的细小的事,写得干干净净,呈现给我们。读过刘亮程这个村庄,会使我们感觉到,刘亮程对村庄中每一件不为人注意的事,都是体悟透彻,用心感悟:"可我还是找到了一根针，一根针这样微小,一松手便丢失,不易察觉的事物才真正需要我们去寻找啊！”“我相信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都可能找到整个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见大海，展现博大与深远的可能是一颗朴素细微的心灵，那些存在于角落不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全部意义,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偏远落后的地方,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心”这种感悟,用佛家看这个世界的话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刘亮程正是这样“用一生的时间在心中构筑自己的村庄”

　　刘亮程表现这个村庄的方式独特,用十年诗的方式写这个村庄,表现出了这个村庄的大致轮廓,村庄在诗中显得"恍惚与游移不定”;又用了大致二年多的时间,以散文的方式写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已逐渐清晰了，似乎我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到它的跟前。”

　　如果深入地看下去,刘亮程这个村庄,是作为故乡来理解和投入的爱,"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回乡，叶落归根,懂得自己是一片叶子时,生命已经到了晚秋。”

　　刘亮程悟道悟到了家,中国的传统诗歌以写故乡成功的不胜枚举,李白的《静夜思》,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无不感人肺腑,脍炙人口。刘亮程正是在散文浮躁不安的现状中,寻找到了突破点,在自己的散文中有了自己的故乡情结。

　　当然,这个村庄在中国的西部沙漠,只是一个渺小而为人忽略的小小乡村。悲观一点说,刘亮程这个村庄,最终会随着沙漠中一粒粒沙的细心侵入而消失。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时间的进程,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会消失很多的村庄、土地、绿草、树木和靠绿色生存的生命。这一切都以怀念的方式存在过,又要在伤感中消失。在一个国产电影中,我看到了一次触目惊心的故乡情结的精神搏斗与生命抗争。这是一个核武器部队,要在这个沙漠建立核基地。按理这是政府行为,当地的居民肯定会得到很好的安置,可是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农民以流血为代价,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土。

　　对故乡情结的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相信刘亮程的这个村庄,前途不会看好,这个故乡最终将成为一片沙域。这样冷酷的理解,使我们又回到了刘亮程所写的村庄。我们忧虑刘亮程不断重复这个村庄,他的散文是否会死在这个村庄。但是刘亮程还是超出了我们不必要的忧虑,他正在用小说的形式写他的村庄。“当然,这个村庄的最终完成需要一两部小说,它的细部要留给小说去完成。我现在正写小说,它和我的散文诗歌也是一体的。”

　　刘亮程就是刘亮程,过多的赞誉会导致可怕的阅读误区。刘亮程的成功,不外乎我们忽略的那个每天都发生平常小事的渺小村庄。刘亮程发现了它的一些秘密,那些琐屑得不为人留意的村庄内部。村庄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它只是反映在刘亮程内心的村庄,用心去感受的那个村庄。

张海迪：病痛中创造欢乐

赵泽华

　　如果用一句最直接最简洁的话概括海迪给笔者的印象，那就是———海迪是一个爱美爱笑爱生命的至情至性的女子。

　　很多年前，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海迪的故事，我就永远记住了这个听起来很悦耳的名字和一个小女孩对于一双美丽的小红皮鞋的向往。

　　以后，又陆续听到海迪因留长发引起的非议和她患癌症的消息。

　　当然，听到最多的还是海迪的创作情况，她翻译了十几万字的英文小说《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等，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和《绝顶》。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会引起社会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再后来，因为采访海迪，我们之间逐渐熟悉起来。如果让我用一句最直接最简洁的话概括海迪给我的印象，那就是———海迪是一个爱美爱笑爱生命的至情至性的女子。

　　选择激流勇退是清醒，也是勇敢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海迪《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的自述文章和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紧接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海迪题词。媒体发起强烈的宣传攻势，一篇篇学习海迪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几乎造就了一场“海迪风暴”。

　　那么，当年处于“风暴”中心的海迪又是怎样一种感受和状况呢？海迪说，那时，我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每天收到的信件，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我家里。而且有成批成批的人，多则上百少则几人，每天都到家里去，说，“我们一定要见到海迪，看她一眼还不行吗？”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婚姻恋爱以及服饰发型都受到媒体和群众的关注。报纸上甚至还争论过“海迪应不应该结婚”？海迪坚持留一头美丽的长发，也曾经被人指责过。

　　渐渐的，海迪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海迪的有意为之。在巨大的名利面前能够选择淡出，这需要清醒、理智和非同寻常的勇气。因为当时盛名之下的海迪确实在上学、工作和个人发展方面得到很多机会。

　　而重新开拓自己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失去这些机会，还意味风险和失败。别说对于病魔缠身的海迪了，即使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风险和失败都是极大的考验。然而，海迪是勇敢的，她的勇敢来自于清醒———海迪说过，对于一个胸以下所有部位都没有知觉的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清醒的大脑了。

　　10年后，她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海迪给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当一名作家。

　　海迪认为，作家不是演员，她的位置不是在辉煌的舞台上，而应该在幕后，一个作家应该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理念，10年后，海迪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

　　她的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已经在日本、韩国出版。她的译作、散文集和小说多次获“庄重文学奖”、“优秀图书奖”、“优秀妇女读物奖”。尤其长篇小说《绝顶》获“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其中，《生命的追问》和《绝顶》都是再版多次，那是广大读者的认可。她习惯于夜晚写作，因为白天还有很多会议和社会工作等待她。多少个寂静的夜晚，室内的灯光和窗外遥遥闪烁的灯光默默陪伴着海迪。

　　直到她听见轻轻开门的声音，知道天亮了，那是父亲出去打太极拳。

　　登山是海迪从小的愿望，有一次，她被云南梅里雪山的风光图片所吸引，决定写一部关于登山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绝顶》。事实上，海迪也是在攀登自己生命的高峰。

　　《绝顶》海迪写了4年，出版的时候是30万字，但是第一稿是50多万字，第二稿46万多字。4年中，这部小说海迪删改了7遍。那段日子，她的腿一直浮肿，还患了大面积的褥疮。海迪是在拼命地压榨自己，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呈献给读者。

　　“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1991年，海迪患了鼻癌，听到诊断的结果，她在一刹那间甚至有种解脱的轻松感：自己终于可以死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责难海迪，会认为她不够坚强。

　　试想，一个从5岁起就要每天生活在病痛之中的弱女子，她要有怎样的意志、怎样的勇敢才能坚持下来呢？那不是一天、一年，而是漫长的一生，是一辈子！

　　海迪的这次手术，是她经历过的第六次大手术，而且是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施行的，锋利的手术刀和尖细的针在她的皮肤中穿过。鼻子那么小的一块地方，缝了40多针。

　　海迪说，“从手术室出来，我的手冰凉，还有些发抖，但是我没有喊叫一声。我知道，如果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敌人抓去，我不会做叛徒，因为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前段时间又与海迪联系，才知道海迪摔伤了。那天，她去省作协开会，股骨摔断了，因为没有知觉，她还坐着开了半天会，直到中午，妹妹才发现，她的左膝肿得像一个篮球了。在医院，她的髋关节和脚踝都包上了支架，一动也不能动。

　　我不由感叹：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海迪啊。然而，海迪依然爱美，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自己也永远整洁漂亮。

　　她还特别爱笑。有一次，我给海迪打电话，她说，家里人都出去了，她正在照料家里的3只小狗吃饭，最小的小狗喝奶，把奶嘴都吃了。

　　然后，她自己就笑个不停。听着她那么快乐那么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我的眼睛突然湿润了。我想起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曾这样描述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予这个世界。

　　海迪也是在病痛中创造了欢乐、爱和美丽并给予世界，而世界也给予了海迪很。

　　她说过，自己有世界上最好的父母，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佐良。她曾经让我看过佐良写的文章，文笔十分细腻，一看便知是一个沉静而情感丰富的人。

他们一直默默地站在海迪的身后，给了她最强大的力量和支持。也许，这是命运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予海迪的奖赏吧。

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孔庆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与这一学科中几代大宗师级的学者的披沥垦拓分不开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说创业一代的王瑶先生多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唐先生多表现出一种诗人风骨，而承后一代的严家炎先生，则多表现出一种儒者风范。

严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严先生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作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西方的美学理论称此为所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见的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纯阅读”，而严家炎先生则是怀着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样做的。从1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余波延续多年。而今那些围攻已然“曲终人不见”，只有严先生历经岁月考验的不易之论“江上数峰青”。想一想严先生初入学苑的那个时代，应该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文笔中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与唐弢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各大专院校的权威教学蓝本。要说著作，严先生并不算多，厚厚薄薄的也就十余种，离那些“著作等身”的出书大腕远着呢。但学术成就是不能用著述数量来评价的，著述的生命力才是根本。

严先生除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玲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兼分支副主编、北京文联副主席。1986年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第二版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入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25岁。他那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一直持续至今。著名作家萧干在读过严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赞赏道：“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的确，严先生是最早萧干《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文汇报》1990年5月1日。冲破樊篱，从流派角度研究现代小说的。他还提出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相对于过去的反帝反封建说，大大深化了人们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此外，严先生的主要创见还有：

　　鲁迅小说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多元的，其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文学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融和形成的；文艺批评要切忌“跨元批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

　　这些创见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更新更高的境界，并使之成为整个文学研究格局的中坚。而严先生本人的学术境界，则“看似寻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觉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学生赠言给严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从您的评论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严”式的平凡朴实之外，严先生的文章还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若比之于酒，它不是二锅头般的刚辣猛烈，不是竹叶青般的绵雅幽深，更不是什么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台一般的温厚而纯正，饮之但觉神畅而不觉体软。若比之于棋，它不是武宫正树“宇宙流”式的天马行空，不是赵治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桥本宇太郎“流水不争先”的一味好脾气，而是好像小林光一，着着朴素，步步无华，但着着没有漏洞，步步充满伟力，“开头的切中题旨，中段的严密充实，结尾的戛然有力，”构成一盘气韵沉雄的佳局。若比之于武功，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般的威猛无俦，不是太极拳般的阴柔流转，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门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简明不过的少林长拳，不潇洒，不飘逸，不插科打诨玩花样，但却底气充沛，力道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达到了学术与人格凝为一体的“刚健笃实辉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满对真理的信仰，对历史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做到这样的有傲骨而无傲气，举轻若重，处变不惊。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正是这种朴实美与刚正美的统一。

　　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这也许是学生们有时觉得他要求过于严格，以至盛传他是“严加严”的原因吧。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严先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领略一下他沉稳而昂扬的风采。

《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副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散论》。这虽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但已鲜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学者的大家风范。结集文章21篇，三分之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写于新时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过——可以视为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否定吧。经历了严冬的磨练和积淀，在知春之际，自有一股蓬勃奋跃的炎炎之势，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加严”的力量。望》，《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

在激流外永生

乔忠延

午后，偏西的太阳喷射在阳台上，暖融融的春光给了花木新的生机。偏在此时，手机响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厚感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张中行先生走了。听了，我心头一颤，禁不住隐隐作痛。屈指算来，他今年该是98岁了。按我们乡下的规矩，这样的寿辰，实属高寿，先生又几近于无疾而终，堪称喜丧，但是，我仍然止不住一阵又一阵的绞疼。

我与张中行老先生相识整整十年了。面见他前已读过他的不少作品，《负暄琐话》、《负暄再话》、《负暄三话》，以及之后面世的《顺生论》一本一本都读过了。读他的作品，不容速疾，不容急躁，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挑亮一盏孤灯，淡泊身心，宁静思虑，轻吟几行，抬头望一望窗外苍穹上闪烁的星斗，沉思一番，继续吟读。我在一篇关于读书的小文中写过这样的情景，称之为品读。的确，他的书中蕴含着无穷的世理，无穷的人道，而这些世理和人道又深掩于浅白得有些拙朴的文字中，不细吟，不咀嚼，还真难以品得其中的真味。这样的文字才堪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完全是落尽豪华的真淳，是生命在历经风浪之后的彻悟，是思虑在历经摔跌之后的洞明。张中行先生缘他那些朴实无华而又蕴含无限的文字崔巍在我的心中。

第一次见到张中行先生实在有些仓猝，仓猝得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本是去宾馆看望另一位客人的，不意间，他却高挑着一件蓝色的的卡中山装来到了我面前。仓猝之中我觉得他的面孔似曾相见，到底在哪里见过？我挖空心思搜罗记忆，亮在脑屏上的竟是这样的语句：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

这不是杨沫笔下的《青春之歌》吗？是的，正是杨沫借林道静的眼睛看到的余永泽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我面前的张中行先生不是“黑黑瘦瘦”的，而是白白净净的。尽管其时他已是88岁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雨虽然剥逝了他的青春，却无法剥夺他白净的肤色。时过境迁，我甚为那日的唐突联想而歉疚，余永泽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就是张中行，社会上虽然盛传张中行就是余永泽的原形，可是，余永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怎么也不能划等号呀！为什么会在面见张中行先生时硬要将他和余永泽牵扯在一起？是有些思维的曲扭。

追溯原因，只能是《青春之歌》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是在豆蔻年华读到杨沫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候思想清纯，精神昂扬，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读《青春之歌》，青春的躯体也想用热血谱写一曲活力喷射的歌曲，用这高昂的音符去报效时代，也报效祖国。没过多时，这种热望便有了着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嘶哑了嗓子喊口号，熬红了眼睛写大字报，一心要破四旧，立四新，让红彤彤的铁打江山永远彤红，而且还要红遍全球，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呀！然而，激情燃烧过了，国门洞开了，看看门里，望望门外，怎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不是人家呀？……这才发现激情中的幼稚和轻浅，以及幼稚和轻浅导致的荒唐和愚昧！当然，我不能把一个时代的幼稚、轻浅归罪于一部作品，也不否认时代的幼稚和轻浅最容易成为一部作品的幼稚和轻浅。我只是说，《青春之歌》的时代合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思想刻痕，以至见了张中行先生居然会有这么唐突的联想。

日后几番识见，和张中行先生熟了，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随和可亲，他的口无遮拦，也就打消了我的拘禁。那一次，是在北京他住处不远的一家餐馆，几杯酒下肚，身热胆壮，竟然把他和余永泽的想法摆上了案几。话一出唇不免觉得又有些冒然。哪知先生毫不见怪，坦诚而言，说道开那远去的往事。平心而论，他和杨沫最初的相爱和热恋是一段美不可言的花期。可惜，花开就有花落时，这朵热恋的鲜花凋零得太快了。不是流行语的那种俗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而是，在时代政事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见解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隔阂，思想的隔阂成为夫妻间最难逾越的鸿沟。长久阻隔于鸿沟两岸的夫妻，分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就这样，他们各自奔往自我的前程了。

我请教张中行先生，他和杨沫的主要隔阂是什么？他说是信和疑的分歧。杨沫对轰轰烈烈的时代激流深信不疑，推波助澜，时不时还会热血沸腾，情难自禁。他则事必沉思，沉思得淡泊而又宁静。试想淡泊宁静和热血沸腾岂能水火相容？

谈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告诉我，他阅世加内省，认为婚姻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是两个人志同道合，也就是常说的天赐良缘；可过，很显然退了一步，虽不是情投意合，但俩人尚可以相亲相爱，日子完全过得下去；这可忍又降了一个台阶，双方缺乏共同的识见，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谈，却可以忍受，修养高的还能忍出个相敬如宾的家庭局面；至于不可忍，那只好分道扬镳了。他和杨沫已水火不容，各奔东西也就不失为上策。

分手后，各自践行在自我的思维定式中。杨沫继续着激情，把自己的激情奉献给时代的激情，又用时代激情，澎湃出自我激情，因而高唱出了《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再用自身的激情激昂出我们，以及和我们这些学子一样轻浅者的激情，我们的民族就在激情中走向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时代，红色的浪潮似乎是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却没想到摧折了千千万万个温馨庭院，人或为鱼鳖也伺空见惯了。放下时代的激流不说，杨沫还在小说中玩了一把，即把张中行玩成了余永泽，把白白净净变得“黑黑瘦瘦”，不大的眼睛明亮和聪慧了没多日，就变成“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继而，由于发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污点，分手也就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也就表明了林道静的高尚。当然，林道静的高尚也就是杨沫的高尚。杨沫生活在高尚的华灯中，光环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莘莘学子敬仰的作家呀！

这时候的张中行先生可就惨了，他不合时宜，不入主流，不追从时代潮流的金光大道，而独步蹊径，埋头致学，甚而喜行山野，潜思世理，这不就是反叛嘛！别人都在一展歌喉，争当时代弄潮儿，你不加入合唱也罢，岂容你还有不规之举，所以，受批判、挨斗争，也就在所难免。62岁那年，刚刚逃脱了干校劳作的苦役，又被送遣返自己的故乡，孤身一人，衣食寒暑，整整八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思虑，又操笔涂鸦，重写在激情鬼火中不得已而焚烧了的书稿。先生这种境界实在让我辈难以理解，也就难以写照，好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有所忆记，不妨抄录一段：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

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

艰苦的岁月，孤凄的清闲。一位花甲老人居然将艰难的日子大化为不可多得的自在，自在读书，自在走笔，自在怡悦。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图个自我修身养性而已。就在这闲静的自在中，一部醒世之作问世了，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顺生论》。《顺生论》用大白话蕴蓄了大世理，涉及到存在、生命、天道、命运、快乐，几乎把困扰人生的问题都剖析了个彻头彻尾，都阐述了个明明白白。展卷捧读，如醍醐灌顶，胸中困惑尽释，眼前尘色全消，将自己大化在自然中，将生命大化在社会中，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

当然，《顺生论》的面世不是从故乡油灯下拿回来就印行的，进入新时期他仍然费了一番心血，续写、修改，几易其稿，才成书卷。这会儿的文坛激荡着另一股潮流，西方的东西一涌而入，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洪涛一样冲击着我们的墨色，流行的不少文字很快改变了颜色，成为别国思维，别国语式主导的产物。请理解，我这样说绝不是要闭门锁国，排斥异域文化，而是希望我们能用外来文化充实自我，化为自我的文化素质，再用自我的语式表述出来，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决不能生硬的照搬，也不能比照人家的牙慧去克隆产品。这时候，再看《顺生论》，以及张中行先生的其他作品，仍然不入流，用先锋、现代眼光看，是完全的落后，落后的没有一点洋味，土得简直能掉出渣来！然而，我在品读先生的文章时，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孔孟，不仅是老庄，还有弗洛伊德、叔伯华和尼采，只不过那高鼻子蓝眼睛的思虑大化到中国的大白话当中了！张中行先生用他的中国白话包容了整个世界！站在他包容的世界中看先锋，先锋是克隆的先锋；看现代，现代是克隆的现代。克隆的文学竟然也成为潮流，也能激发一代人的热情，这真让人感到惊奇。惊奇的目光回望文学克隆的激流，如同看到那股政治狂热的激流一样，实在是难以恭维！

这便提醒我们注意，当激情奉迎时势的时候，很可能造就极权专制，祸害的不仅是广众，难免不祸及到激情者本人；当激情追逐时尚的时候，很可能造就变异，曲扭的不仅是广众，自然曲扭最大的是激情者本人。最为可悲的不是被祸及和曲扭，而是受了祸及和曲扭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快，甚而像阿Q一般要用手中的笔画一个自己认为最圆的圆圈，献给要抹自己脖子的刽子手。由此更可以见出，先生用他的淡泊而宁静保持了民族的清醒，他用笔下的作品，为世人，也为文学创作者树立了一支新的标杆。无论别人怎么认为，我则愿意用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标杆的高度。

返回来再看先生对《青春之歌》的态度，那也是一种淡泊而宁静的境界。他曾对我说，人们都认为余永泽是影射我，我妻子则认为是丑化我，更是气愤。我劝她，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影射我没有意思，丑化我更没有意思。况且，这是写小说，可以编造大小情节，又不是入史部的著作，何必较那个真！听听，仅这寥寥数语，就把当今文坛可能闹腾的一场满城风雨的名誉侵权官司化解了！有谁知道，那么多年他生活在余永泽的阴影里，落后、阴私、丑陋，笼罩着他的行迹，加大了坎坷，加深了沟坡，使他的人生更为艰难，更为曲折，然而，九死一生，挣脱磨难的他却淡然一笑，一笑了之，这是何等难得的宽怀！

如今，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大化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杨沫也早就先他而去，离开了尘世。一场笔墨恩怨已成为红尘往事，提起来也没有多少意思了。我所以重提旧事，是想起了这么一段话，记不清是哪位作家写给蒲松龄的，却在蒲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见地：一个作家在世时，他的地位决定作品的地位；一个作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决定他的地位。我无意抵毁杨沫，却更敬重张中行先生，虽然他一生没有进入时局的激流，也没有进入文学的激流，但我认为，正由于如此，他才会获得永生。

我以此追念张中行先生。先生，走好！

“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马治权

去年年末,我收到一套《梁衡文集》,在这之前,我已读了他不少的散文篇什,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特利尔的幽灵》《跨越百年的美丽》《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和《把栏杆拍遍》等.

我和梁衡,不是患难之交,也非同学至友,我认识梁衡,正是缘于他是一位“精神上富有的人”。我第一次与他晤面,是在新闻出版署他的办公室,他那时已是副署长。我通过他大学同学的关系找到他,他很谦和地接待了我。大概谈话比较投机,我们有缘,他拿出一本他写的书——《新闻绿叶的脉络》,签上名给我。“这是一本讲新闻业务的书。”就在他签名的时候,我站起身来走过去,看到了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张玄墓志》是名帖,历来为书法家收藏家所重视。我说何绍基旅行两万余里,此帖一直伴随在身,无时不在欣赏。没想到梁衡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缩印本说：“我也是这样做的。"这个缩印本,剪贴得很精,只有64开大,可装在口袋里。初次晤面,《张玄墓志》缩小了我俩的距离。他惊奇我对《张玄墓志》的熟悉,我则钦敬他在从政之余不仅喜好文学,而且也如此喜欢书法。这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所写的“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线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精神上相通了,他有稿件往来,我有信函回复。每看到他的新作,难免不为他的才华所冲动。于是就想,梁衡身兼重任,管理着全国上万家报刊杂志,他哪有时间写这样好的文章?一定牺牲了许多的节假日吧。所以又想,他做官不免有些可惜!假如他像许多专业作家,能静下心来专门写文章,那会有多少好文章问世啊!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给梁衡写信,把我的想法如实写了出来,希望他能逐渐隐退到一个有更多时间搞创作的岗位上。梁衡接信后,一如以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大概不想拂我的面子,或者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复杂。“人各有志,不可强勉。”我也知趣,以后便再也没有提类似的话题。

但我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在清华演讲,同学们向他提问:“让你重新选择,会做什么?”他回答：“做官。"当然,他后面又有一些解释,说做官与讲政治的关系。我想我当时是有点自以为是了!我不仅不支持他做官,反而鼓励他隐退。其实他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写文章只是他政治抱负的一种宣言。他十分喜欢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我想,梁衡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皆因为他在政治上与这些人物感同身受。假如他不是现在这种角色,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那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感觉,写不出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像瞿秋白、范仲庵、辛弃疾之所以不同于李煜、李清照、柳永等人一样。

梁衡还使我想起陈毅元帅来。郭沫若称赞陈毅“天南一柱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以为梁衡也有如此特质。细读梁衡“人杰鬼雄”系列散文,便可看出他的政治情结。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在《红毛线,蓝毛线》中写道:“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他在《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中写道:“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他在《一个永恒的范仲庵》中写道:“范仲庵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重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

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没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文采,是没有时间。"他在《读柳永》中写道:“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他在《把栏杆拍遍》中写道:“他(辛弃疾)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在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梁衡的文章,堪称“当代正气歌。,他在许多文章里都写出了他对“良知”、“廉洁”、“公正”、“坚韧”、“爱民”、“无私”、“勤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以成败论英雄”及“品格胜于成就”等精神的崇敬。譬如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他写道:“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觅渡》中还有一段:“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在“觅渡自注1”中又写道:“史可法守杨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他在《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中写道:“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斗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试验的一个载体。"他在《读柳永》中写道:“人生在世,心地公正。人各有志,人各其才,无大无小,贵贱不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就算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梁衡在与历史人物一并感叹的时候,似乎对亦文亦武的人特别有共鸣。他在《觅渡》中写道:“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

梁衡是有自己的政治志向的,当中国文坛一度出现“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时,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写政治,要写大事、大情、大理。这成了他的写作宣言,他痛拍栏杆,歌颂历代政治家,爱国者和文化名人,从而也自成一家,开创了现代政治散文。

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

佚  名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

钱钟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于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瞧我流于高谈阔论吗？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钟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

钱钟书善于笑嘻嘻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么问个为什么，要么一本正经地给出番逗人发噱的理由。据说，有位丑女子“独宿憎夜，嫫母畏昼”，他反问：人怎能既怕白天又怕黑夜呢？难道宇宙间还有非昼非夜的时段吗？魏文帝不爱吃后来馋煞杨贵妃的荔枝，钱钟书猜测说，那是因为“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啖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尤妙者，他还指出曹植七步成诗其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幸在未被限定句数，所以做六句交卷没事，倘若规定七步之内非做上十六句不可，十个曹植也不够脑袋砍了。有趣归有趣，细想想，倒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许多时候钱钟书热衷于打趣古人。在他眼里，他们根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而就像大冬天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聊家常的老兄老弟。他说唐朝某作家写碑文喜好长篇大论，有贪图稿费之嫌；又说易卜生某剧本中某句台词可资谈艺，乃“冬瓜印子虾蟆禅”；还揶揄《儒林外史》写“勾魂”就像“请客送知单”；他认定王充的无神论实质上可谓“有妖精论”；又发现汉字里好多贬义字都带女旁，“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他认定屈原《天问》之问并不期待确凿答案，柳宗元却作《天对》强以对，强加给前者“谲讽”之名，好比爷爷托孙子福共同领赏；又笑称黄庭坚将丧事人家之狗误解成无家之狗；他战战兢兢于蚊子叮咬之厉害，不过又坚信换了苏轼这样善睡的人，“则飞蚊扰鬓，仍能腹摇鼻息也”；还涮了一把王安石，说王写起文章来也大有变法之气，挪移前人妙句，以致生出“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他嘲笑口出“北人不拾江西唾”豪言的元好问自己私下偷偷师法江西派，正好被此人另一句豪语“大是渠侬被眼谩”所无情回敬；又把笔底宽容既赞名流也夸新人的袁枚唤作“及时雨宋江”。真是极尽思维之灵动活泼啊。

他有些幽默段子简直是神来之笔，纯属小孩子顽皮。比如在引述了田单火牛阵把火点在牛尾上的典故后，紧接着又引述了《汉尼拔》中把火点在牛角上冲出罗马军包围的故事，然后正襟危坐，喃喃自语道：“额火与尻火孰优，必有能言之者。”直看得我噗嗤一声忍俊不禁。

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不过，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也只有一步之隔。人一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便也容易流为刻薄，或说白了损人。恰像苏州姑娘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无锡才子钱钟书也爱给人取绰号，甚至不惜打上几个无不恶毒的比方呢。

他挖苦说，清代诗人钱载的诗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摺”，这位钱氏本家假使活过来听到这话，不气得吐血才怪呢。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不精练，犹如“老婆舌”，也真够呛人的了。韩愈总算是一代文宗了吧？钱钟书偏不买帐，谓其老是话刚出口边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总算是北宋大家了吧？钱钟书也不去讨他的好，说他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还干脆把汉赋的“板重”一举形容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他嘲戏一个学李白学得十分拙劣的人不过是“食瘴死牛肉”而已，又评价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他还尖刻地编排道，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不约而同地追求大乖佛道本旨的长生不老之道，简直就像“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会感觉到，此类幽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幽默，平心而论它们毕竟显得有点儿刻薄了，某种程度上同《围城》的风格倒称得上一脉相承。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一些东西，成败利钝，需要很好地来总结总结。我始终认为，站在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派，是一个非常有兴味和意义的课题。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个抉心的课题，积极的和消极的，明朗的和骄矜的，有益的和无益的，都不妨得到心平气和的考量。对于钱钟书这位影响深远的大学者，大作家，也应如此。我在这里只举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刻薄的一面，而把评判权留给大家，这样做完全是符合钱钟书的主张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与空洞头衔的仪式。”

“拗相公”的后裔——王开林印象

李元洛

清诗人鄂西林曾说：“行年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其意是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仍然碌碌无为，即使活上一百岁也可对之未卜先知了。世人有所谓“大器晚成”之语，但晚成的大器恐怕也历经早年的积累和融铸，并非半生如同一根潮湿的引线，到了向晚之年可以突然引爆。开林正年届不惑，从就读北大的试笔之初到今日驰骋文坛二十余年中，他已出版了十多本散文和随笔专集，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许多重要奖项一一收入囊中，占领了百余种散文选本的有关篇幅，并且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诸如《中华文学通史》、《中国当代散文史》等皇皇大著。开林虽是一介书生却爱好体育，身心两健而百岁可期，四十岁即已如俗语所云之“功成名就”，他日还真不知会有何等建树？可惜我年长他近三十岁，早已日过中天，无法久候而欣然观赏他那定当绚丽的晚霞。

一九八二年，青青子衿的开林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对北京大学心怀敬慕，当年我毕业于中等师范，千载难逢地准予报考大学，但限于本省、华中地区和北京的高等师范院校，三个志愿我绝不它顾地均填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虽蒙录取，却总以未能忝列北大的门墙为憾。开林后来告诉我，他儿时即随下放的父母从长沙远去湖北的华容农村，饱尝世态炎凉，历经人间忧患，慈母的仙逝使他早早失去几乎是惟一的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小小少年即独自咀嚼人生的孤独与寒凉，而几条野狗咬得他遍体鳞伤，昏迷数日，令他至今仍心有余悸。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亚圣孟子的教言箴语有了现代的远程效应，少年早识愁滋味的开林寒窗苦读，以长沙市高考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让一个并非名牌的中学爆冷，将自己的名字大书在全国第一流名牌大学的花名册之上。这个小小的传奇，让忘年之交的我听来一半是骄傲；让望洋兴叹的我听来呢，则一半是羡慕了。

在当今的俗世与文坛，开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正人，可与肝胆相照的君子，他有一股傲气，然而其傲在骨。有些文人标榜高尚，但在权势面前常常免不了奴颜与媚骨，为了蝇头小利蜗角虚名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但开林却正道直行，颇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太白遗风。有一个“上司”多次表示要他的著作，他却道不同不相与书，当面拒绝，绝不像一般人那样心非口是而虚与委蛇；文坛是名利场也是半官场，有一个作家身不满五尺而雄心万丈，跑上蹿下，官瘾极大，以为某某位置非他莫属，但其为人却有如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开林从不计自己的利害得失，视同陌路，且为文直斥其非；有一位朋友遭到小人的恶意攻击和人身威胁，有的人表示“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开林却大义凛然，挺身而出，颇有古侠士之风，令他的朋友感念无已。知其人而想见其书，从开林的文章和著作中，读者即使和他无一面之识，也可以领略他腹笥的深厚、视野的开阔、文学的华采。更可以感受到他未冷的热血，未老的锐气，未被世俗与俗世所消磨的正义感与担待感。许多人言行不一，文不如其人，人与文二元分裂，但开林奉行的却是文格与人格的统一。我有幸近距离读其文，而且有幸差不多是零距离读其人。我之所以在“零距离”之前冠以“差不多”的修辞语，因为即使相濡以沫而肺腑皆冰雪，也该尊重彼此的若干隐私吧？

开林来仁人志士的高风懿范和优秀传统文化薰陶的结果，同时也是他进不能兼济天下退则要独善其身的信念使然，如此的人品与文品，在当今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的文坛，在普遍疏离传统美德而日趋新潮实用的年轻一代中，虽不至于说凤毛麟角，但也确实堪称难能可贵。

我自命是李白的后代，因为我不仅和他同姓，而且热爱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豪气干云的诗歌。以前曾入蜀去彰明县他的故里朝拜，前不久又赴皖去当涂县他的墓地祭奠，有谁能否认我们不是同出一源？开林的大姓是名列百家姓前茅的“王”，我认定他是王安石的后裔。开林的性格与行事堂堂正正，极有个性与主见，遥承了北宋那位“拗相公”的余绪流风；开林先习诗然后专注于散文，诗作不俗，散文蔚然成家，颇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也行将竣工，王安石诗文双绝，他当然要将他盖世的才华作隔代的遗传；王安石当年所推行的改革，表现了他治国的雄才与经济的大略，开林无缘治国，却有权理家。内子曾作文讥嘲我，说我写作所得的稿费还当不得孔乙己的几碟“茴香豆”，开林下笔万言，倚马可待，年方不惑，著作已将等身，他当然不像我这样寒酸。然而，除了精神世界之外他也称不上富有，更无肥马的夜草不义的横财，可是他却毅然购置了价格不菲的安乐之居，作了高档且高雅的装修，每天文学于其中，和贤妻娇女天伦之乐于其中，并且砚田力耕以偿每月的高额房贷于其中。有人说从购房就可以看出开林的气魄和才干，却不知他正是得到了王安石遗传的基因。前不久，我从四川巴蜀书社邮购了一部重量级的《王荆公诗注补笺》，我对开林戏言说，爱屋及乌，我买了你祖先的书啊？开林笑而不答,不知是否认还是默认？

在滚滚红尘里，在营营俗世中，在茫茫人海间，和开林相遇是偶然，和开林相知是良缘。我庆幸我有这样一位能推心置腹的忘年的友人。

寂寞分水塘

叶文玲

山水胜迹，是永远葱绿心田的诗行。

这些葱绿心田的诗行，往往不仅擅形胜之美，更因有人文内涵。因此，省政协文史委考察中对几个名人故居的探访，便使我有挥之不去的印象。

除了以前所描述过的艾青故居，还先后看过了吴晗、马寅初故居，新近，又单独观瞻了陈望道和冯雪峰故居，先辈们的千秋英业万载文光，就像难忘的电影镜头不时在心头闪回。

最早敬识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陈望道先生这一名字，并非得见于他最早以中文翻译的《共产竞宣言》，却是因为我的先生和兄长都是五十年代的复旦学子，当先生和兄长屡屡以极恭敬的口气说起这位解放后第一任老校长时，紧随的话题便是校长先生的大作《修辞学发凡》是中文系、新闻系的必读书目；而让他们倍感荣耀的则是：在弥足珍贵的毕业证书上，在校长一栏签署大名的，就是陈望道。

陈望道的故乡在义乌夏演分水塘。去访适逢暮春时节，连日阴湿雨重，越近村落，道路越见泥泞。这一切情景真呈颇具象征性：就像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总要大费周折一样，寻路“望道”总是曲折的。试想想，如果不是陈望道的熠增大名，如果不是这本薪火般的《宣言》，在地图中连“句点”般的标志都难有的小小山村分水塘，怎会赫赫有名呢？

细雨蒙蒙中来到分水塘，更体验了如今遍地都见的乡村寂寥。刚嘲过午，除了偶尔隐现于田塍中的老汉身影，远近村于真像睡去了一般寂静。真难相信这里就在义乌近郊，与那个昼夜商歌不息的国际商贸城，只有咫尺之遥。

使我惊讶的还有：相对赫然成为热闹旅游点的绍兴鲁迅故居、乌镇茅盾故居，这位学界泰斗故居，前门后道都十分逼仄，紧窄得几乎淹没在左邻右舍的农家宅院中。

说其仄小，可能也不尽然——尽管院落不大，但在上个世纪的浙中地区，陈家算得是耕读承传的富裕农家，不然的话，望道先生也不可能少年读书、青年远渡重洋去日本留学而后成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的。而今，除了“还原”的宅院，在门墙一侧，有保留至今的柴房和天井小院；墙院门高楣重，门楣上尚有题诗的墙画，架筑在旧墙垣上是结结实实的乌木栋梁。在时下热衷收集民居装饰的人眼里，那些雕刻精致的“牛腿”和花窗，绝对还是价钱不菲的古建筑呢！之所以如此说，是听说望道先生身后萧条，这所老宅早在解放初就曾易主。宅院的后来拥有者确曾有过将这故居旧房“拆了零碎卖也能得点钱”的主意呢。谢天谢地，多亏当地几位文化界人士有心而想方设法力保了原迹，不然，这所故居也将不“故”，和各地许多黯然消失的文物一样，难逃一劫的。

进宅前，引领的文友特意让我七拐八弯从后门拐进，为的是让我先去看看那所柴房。原来，这柴房于故居，笃笃有着经典意义上的巧合：1891年寒风料峭的元月，望道先生在这柴房中落生，20年后翻译《共产党宣言》，也并非在正宅书斋而偏偏藏身这座零落不堪的柴房，解其岑寂并支持他成就这一功业的，就是生育了他而又悄悄为他送饭的高堂慈母。

而今，柴房的土墙、木梯俱已东倒西歪，那峰然出挑的根根檩条，却依然犹似浙中汉子的肩膀臂膊，硬硬地撑持着这座越过百年的风雨柴房，无言回应后人的深层敬识，殷殷期待着修缮时刻的到采。

暮春的雨，一丝丝，一丝丝，悄然顺着起了苍苔的檐头飘落，一丝丝，一丝丝，无声涸湿着砖石坑凹的天井。走进这座静得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宅院，走进这一间间泥地斑剥苍苔阴湿的厢房，小小山庄的无边寂静在沉沉墨色中慷然笼罩，周遭的一切似都在这春暮黄昏的小小山庄归于化境。抬头凝望间，惟有先生敦厚的面容，在一帧帧标识着时代印记的黑白照片中别出一格，那双沉思的眼睛尤见持重沉稳。

以点薪传火的先驱形象入世，以传道解惑的贤师生涯终生，这便是世人眼中沉稳如岳的学界泰斗陈望道。先生一生特别晚年之所以不同于许多早期的革命者命运坎坷，也许正如其大名，虽毕生“望道”然品性持重沉稳。尽管是最早吹响革命号角者，即便当年面对围剿左翼文艺者也一直是勇敢的斗士，但在革命成功后，连毛主席也尊为师者推崇十分的陈望道，一直“低调”为人，终生勤勉教事。所以，先生磊落心胸坚守其节又不争风头，故能在风云激荡的大变数中坚贞操守，沉稳如常地从事语言文学研究，这一切，都说明这位传道解惑者，骨子里仍是文人，是一位最重道德文章的大学者。

“性格即命运”。感慨万端中，不由得又想起这句老话。

感怪万端中出了院门，回头一看，蓦然发现院角小小天井中，竟有一棵郁郁的枇杷和一棵同样枝繁叶茂的石榴，枇钯已经青果累累，石榴更在这寂寥的暮色中红似一团燃着的火。缠缠绵绵的细雨，云一般烟一般地缠着这两棵情侣般地相依的果树飘散，只见青的更青红的更红，惟有原本晶亮亮滴落的水珠，却烟一般云一般在枝干树梢中悄然遁迹。

出了宅院，再次来到村头，只见一操被劈得只剩两株枝桠的百年老樟，依然横势的虬枝青翠欲滴，樟树毕竟是樟树。亭亭伞盖下，从它身下伸出的一条窄窄田埂，将一池清汪汪的塘水分成了两半，村庄为何得名分水塘，一目了然。

为我们引路的一位村人老汉再三地说，这塘水虽小，但一股通向浦江，一股通向义乌，却是多少年多少代都不曾变过的。

是不会变。小小分水塘因为一塘分水而名；小小分水塘因为有了播火传薪的望道先生而名。这一切，是历史更是人文铸定的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怀念叶圣陶先生

肖复兴

一次偶然的机遇，能够改变一个人终生的命运。

小时候，捏着可怜巴巴的一角七分钱，踮着脚尖从家门口对面的邮局里买来一本《少年文艺》时，我开始迷上文学。我渐渐沉浸在我国现代文学之中。鲁迅、冰心、叶圣陶、许地山……一位位相继闯入我的心中。他们的作品令我爱不释手。冥冥幻想里，我像今天青少年朋友一样，想入非非地想像着他们的模样、为人及性格。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结识他们当中的一位，并且能够聆听他的教诲。二十余年弹指飞去，当他白发如银时，我竟如他一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他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他就是叶圣陶先生。

1963年，我正上初三，写了一篇作文《一张画像》，是写教我平面几何的一位老师。他教课很有趣，为人也很有趣，致使这篇作文写得也自以为很有趣。经我的语文老师推荐，这篇作文竟在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获奖。自然，我挺高兴。一天，语文老师拿来厚厚一个大本子对我说：“你的作文要印成书了，你知道是谁替你修改作文的吗?”我睁大眼睛，有些莫名其妙。“是叶圣陶先生!”老师将那大本子交给我又说：“你看看，叶老先生修改得相当仔细，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有这次征文比赛获奖的二十篇作文。我翻到我的那篇作文一下子愣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上到处是红色的圈、勾或直线、曲线。那篇作文简直像是动过大手术鲜血淋漓继而又绑上错综复杂的绷带一样。

回到家，我仔细看了几遍叶老对我作文的修改。题目《一张画像》改成《一幅画像》，让我立即感到用字的准确性。类似这样的地方修改得很多，倒装句改得很多，长句子断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有一处，我记得十分清楚：“怎么你把包几何课本的书皮去掉了呢?”叶老改成：“怎么你把几何课本的包书纸去掉了呢?”删掉原句中“包”这个动词，使得句子干净也规范多了。而“书皮”改成“包书纸”更确切，因为书皮可以认为是书的封面。我真的从中受益匪浅，隔岸观火和身临其境毕竟不一样。这不仅使我看到自己作文的种种毛病，也使我认识到文学创作的艰巨。不下大力气，不一丝不苟，是难成大气候的。虽未见叶老的面，却从他的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

叶老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一则简短的评语：“这篇作文写的全是具体事实，从具体事实中透露出对王老师的敬爱。肖复兴同学如果没有在这几件有关画画的事儿上深受感动，就不能写得这样亲切自然。”这则短短的评语，树立起我写作的信心。那时，我才十五岁，一个毛头小孩，居然能得到一位蜚声国内外文坛的大文学家的指点和鼓励，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涨涌起的信心和幻想，像飞出的一只只鸟儿纷纷抖着翅膀。那是只有那种年龄的孩子才会拥有的心思。

这一年暑假，语文教师找到我说：“叶圣陶先生要请你到他家做客。”

我很感到意外。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他那样的大作家一定是深居简出，凡人不见的。见这样的作家如同见国家元首一样难哩。现在叶圣陶先生居然要见见我这样一个初中学生，这自然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那天，天气很好。下午，我来到东四一条并不宽敞却安静的胡同。门面不大，叶老的孙女叶小沫先在门口迎接了我。院子是典型的四合院，小巧而典雅。刚进里院，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扑入眼帘，使得夏日的燥热一下安静许多，阳光都变成绿色的，在上面跳跃着，闪烁着迷离的光点。

叶小沫引我到客厅，叶老已在门口等候了。见到我，他像同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不少。落座之后，他用浓重的苏州口音问了问我的年龄，笑着讲了句：“你和小沫同龄呀!”那样随便、和蔼，拘束感消失了，作家顶上神秘的光环也消失了。越是大作家越平易近人，原来他就如一位平常的老爷爷一样让人感到亲切。

想来有趣，那一下午，叶老没谈我那篇获奖的作文，也没谈写作。叶老没有向我传授什么文学创作的秘诀、要素或指南之类。相反，他几次问我各科学习成绩怎么样。我说我连续几年获得优良奖章，文科理科学习成绩都还不错。他说道：“这样好!爱好文学的人不要只读文科的书，一定要多读各科的书。”他又让我背背中国历史朝代，我没有背全，有的朝代顺序还背颠倒了。他又说道：“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搞文学的人不搞清我们的历史更不行。”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期望。

我看钱理群

孔庆东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它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它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着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着。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着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它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君子学者王兆胜

韩小蕙

我这人从小有两个毛病，一是只愿跟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玩，二是只愿跟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后来许多年过去了，年龄长了，渐悟世事，两个毛病改掉了一个，另一个却怎么也不肯离去,这就是我仍固执地只愿跟比我强的人做朋友。

王兆胜比我年轻得多，可是从第一面起，我就从心里将他引为朋友了。

第一次见面，是数年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一个散文研讨会上。由于我俩都有晚上散步的习惯，吃饭后，就伴沿着黑黢黢的海堤走了一个多小时。惬意的海风中，兆胜跟我谈起了他的家庭、亲人、求学经历以及人生追求等等，话语间满是做人处世的诚恳。随着谈话的渐渐深入，这个戴着眼镜，说话温和的青年学者，慢慢幻化成一个质朴的农家子弟，从山东蓬莱的红高粱地里冉冉升起。

“我上大学三年级，才第一次穿上毛裤，是我中学同学的母亲给我织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岳母。”

兆胜的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温馨地响着。他也真是齐鲁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奇迹，父亲是地地道道摆弄土坷垃的农民，母亲是地地道道养猪喂羊的农妇，哥哥，姐姐，弟弟，兄弟姐妹五人，全是莳禾稼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从这个清贫的农民家庭里，就偏偏走出了这么一位学士——硕士——博士——现在又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的青年学者。踏破老王家门槛取经的乡亲不知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是吃着地瓜大葱长大的王家四小子，咋就一步登到了天上?

我也把这个问题“直率”地提了出来。当时在黑暗的海风中，我看见兆胜的眼镜片闪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他沉静的声音：“我也不知道。其实在我们农村，有好多特别聪明的人呢。”

多年以后的逐步交往，使我逐渐了解了兆胜当时答话的含义。他屡次带着赞赏的口气，说起村里的一位乡亲，多年来坚持文学写作，用很粗糙的庄稼人才买得起的纸，写了一厚摞一厚摞的小说；又说起村里的另一位乡邻，曾认真地问他“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兆胜也说起他的父亲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要诚实肯干，厚德待人；哥哥姐姐虽然都仁爱于他，却在他犯了错误时毫不留情，逼着他向人家承认错误。兆胜是真心地热爱、敬佩自己的家人和乡亲，我从他的讲述中，听到了和作家们笔下那些自私、落后、狭隘、卑琐、劣根的中国农民们，完全不同的优秀的信息。

正是因为从小吃苦耐劳，养成了兆胜极为刻苦、勤奋、孜孜不倦读书做学问的学风。他不是属于郭沫若那种大聪明才子的类型，而是沿着山东前辈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路子，筚路蓝缕，一步一滴血汗地走过来的。今天他才四十三岁，其学术成就却已如一大片熟透的红高粱，精精神神地向着苍天，“哗啦啦”微笑着——他已经出版了《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逍遥的境界》、《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等十一部学术著作，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争》、《外国散文三百篇》、《百年中国性灵散文》和《享受健康》等书。曾获得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大奖。

然而让我说，这些都还不是兆胜的最光彩之处。类似有这些煌煌等身著作的，在京城乃至全国学界里，真的大有人在——中国人多，中国的聪明人、能干人、卓越人、天才人、超人……亦多多，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才俊之士。可是在这些优秀人才长阵里，为何王兆胜是那么不显山、不露水，而又是那么玉树临风呢？

我每每思之，最后终于发现，其实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把兆胜迥异于他人的特点概括出来，这就是前面屡次提到的“诚恳”二字。

诚恳是一种境界，全心全意的诚恳是一种大境界。王兆胜不是那种把“诚恳”时时顶在脑门上的人，然而当他瞧着你的眼睛，跟你说话时，他眼睛里闪烁出来的光芒，就叫“诚恳”。诚恳的基础是大善，大德，大美，在这个世界上，兆胜对谁都是这副暖暖的目光，即使是有大缺点的人、做了大坏事的人、触犯了众怒的人，大家众口一致地加以声讨，兆胜也往往不吭声；至于那些闲言碎语、飞短流长、嫉妒诽谤、官场争锋、男女情事等一类无聊话题，他更是避而远之，就像他对名利场、对混官场、对有价值的生命之外那些乱七八糟的肿瘤毒素，从来都避而远之一样。

以至于我有一次忍不住问他：“在你眼里，没有坏人吧？”

他思索了一小会儿，很认真地回答说：“也不是。可是我觉得坏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只要是个人，他身上总得有闪光的东西。比如杀人犯，我们家乡有个杀人犯，就对孩子特别好……”

交往了这么多年，我的确一次也没见过怒目金刚的王兆胜，他的沉稳超过他的年龄许多，以至于让痴长他几岁的我感到自己的不成熟。不过也千万别以为兆胜是一个滥好人，不，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的底线概括起来更简单，只有一个字——“爱”。

他好多次非常严肃地跟我说，现在的有些人太差劲了，一点爱心也没有，比如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大自然，随意地破坏，砍伐树木啊，污染河流啊，捕杀野生动物啊，连小花、小草、小虫、小鸟都随意欺负，一点也不懂得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也是需要尊重和呵护的，呵护它们其实也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

我说对，诗人徐刚早年有过一篇散文，其中说每一朵小花，每一片绿叶都是有生命的，都不能伤害。那句话给我的震撼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伤害一草一叶了。

兆胜叹息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教人敬畏生命，心灵高尚。所以我们这些搞文学的人，还得努力啊……”

这种谈话内容，基本上构成了我和兆胜之间交流的话题，每次都能使我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好像自己也冉冉地从大地上升起，飞向蓝天白云的天空。兆胜和别人的交往、交流，也基本上都是这些有关爱、有关生命价值、有关提升精神品格的内容。他是一个做学问勤奋而社交疏懒的人，他舍不得时间去推杯换盏，“场合”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真的，兆胜的“出现”，常常是一部新书突然飞至你面前，让你由衷地替他喜悦。最近让我眼睛一亮的是他二十四万字的新著《林语堂大传》，除了现当代散文的研究和写作，兆胜是林语堂研究专家，他已出版林语堂研究专著六部。

世事匆匆，人生匆匆，近年来我常常感叹: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了解得多么不够，即使是亲人、挚友，自以为熟得相互都能说出头发有多少根，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做出的事情，还是能在你的心上擦出一朵意想不到的火花。

今年兆胜就又让我吃了一惊：他正在撰写一组当代散文的研究文章，不是柔软抚摸、互相唱和的那种吹捧文字，而是真刀真枪、指名道姓的批评，笔下灼灼闪烁出“大雪满弓刀”的锋芒。因为他认为，现在的散文创作该好好清理一下了，有时一年里也难以看到几篇感动你的真文章，连名家在内，大多数作品都是空洞无物、冗长、掉书袋、媚俗、商业化、官场化、庸俗化……的“假”作品，“这样下去，散文还有什么写作的必要?”

我不免有点替他担心：现在文坛的风气不好,能接受正常学术批评的“君子”，不多吧?

君子学者王兆胜笑了笑，书生意气地说：“我是善意的。我想，这样的批评，对读者，对作家，都有好处。”

“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这是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说过的。我再补充一句，“恳切能化解满天的乌云”，算是对兆胜的一种学习、欣赏和精神支援吧。

宝刀不老周汝昌

张昌华

周汝昌先生年届望九,且目力已损,但近年仍时有新作问世,有人表示怀疑。作者向周先生之女索来其《红楼柳影》序手稿：横不成行,竖不成章,歪歪斜斜,间有大量的重叠,更有甚者,有的句子写了一半,那一半叠写到不相干的另一页上了——原来,老先生全凭感觉在纸上耕耘。

周汝昌先生年届望九，但老而弥坚。其晚年声名渐盛渐隆，一时有如日中天之势。他前年出版的《红楼夺目红》，销量竟达10万册，令人刮目。世人大都以为周先生是位红学家，其实那只是他宝刀的一面；他在戏曲、民俗乃至书法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红学权威，称其“红学泰斗”似不为过。

《红楼柳影》的由来

作为周先生的读者，我最早接触的是他的散文《说笑》、《说哭》之类。他说笑，教你捧腹、喷饭；他说哭，教你悲戚、哽咽。人世间情感万象，毕现于字里行间。我当编辑以来，早想拜识这位红学家，憾无文缘。退休后，出版社编了一套《大家散文文存》，主事者汪修荣君想请周先生加盟。汪君知我在文化界老人圈内有点人缘，请我觅一门径试试。我衔命出马，不料居然马到成功。

我恭恭敬敬地给周先生用八行书写了6页长函，投石问路，详述《大家散文文存》的编辑旨要，强调该“文存”由出版社规范的体例来选文，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本来，周先生的书稿结集出版，一律由女儿们操办，女公子伦苓当他的助手多年，对他的文章了如指掌，轻车熟路不需他人多劳的。周先生大概是见我那几页八行书写得还较认真，或为我言之殷殷、情之切切，动了恻隐之心吧，成全了我的不情之请，破例地让我编选他的散文集。

书稿内容宏富，有先生研究红楼的高言阔论，有谈文论艺的零珠碎玉，有人生之旅的履迹行状，以及与文坛师友们过从的点点滴滴。鉴此，我斗胆代拟书名《红楼内外》。我将选目呈先生寓目审正，先生在选文上未作增删，只对书名提出异议，建议易为《红楼柳影》。我确不知“红楼”与“柳影”之间有何渊源，正想与先生商讨，另取一个有亮点、易销售的书名时，先生将他拟就的《红楼柳影》序文赐下。展读之后，眼界大开。先生在序文中画龙点睛地点出了“柳影”的典故。又云“红楼是‘真、善、美’的建筑奇迹，柳影则足以相依为侣——虽无松柏参天之姿，却有风流潇洒之致，松柏是节操的代表象征，杨柳是感情的化身标本。”他又由柳影联想到日影、月影、水中影、意中影、文中影……先生思绪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红楼柳影》一名，典雅而得当。我当即回函表示欣然接受。

为红楼添砖加瓦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适逢丙戌重阳之际，我专程赴京华拜访周先生，签约并取插图照片。周先生是位儒雅文人，讲究礼数。当伦苓告知他我来了时，先生即从沙发上立身，示意欢迎并让座。眼前的先生虽八十有九，满头华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身板挺硕实。说话时偶辅以手势，彰显着活力。自老伴谢世后他一人独居，幸有

3个女儿做他的拐杖，姐妹们轮流陪伴，侍奉左右，使他晚年孤而不单，颐养天年之余，仍有精神再为“红楼”添砖献瓦。

周先生家居十分俭朴，上世纪80年代的普通人家水平，略显一点杂乱。偌大的客厅书橱列队，大书桌、小圆桌案头累积了书刊、文案和函件。墙上悬着先生自书的书法长卷，书架上有一尊曹雪芹的小坐像，浓浓的书卷气迎面袭人。

伦苓告诉我，父亲年龄大了，耳聋（戴助听器，靠近大声说才能听之七八）、目残（一目失明，另一眼视力只有0.01），牙也脱了，但精神不错。周先生仍保持北方人的率真，粗茶淡饭。先生不烟不酒，喜欢食多维素糖果，借以补充营养。我们交谈时，先生从沙发旁拎出一个糖果罐，取出一颗，自品其味，像个老小孩。他胸前戴着一块佛像玉佩，平时手中爱捏着一块石头，搓摩不已。先生喜玉，爱玩石头，想必亦是红楼缘。据伦苓说他是一边把玩，活络经血，一边在思考问题。

周先生的思维清晰、活跃、独特，自我意识较强。子女对他的个人意愿十分尊重。我奉上出版合同。在付酬方式上，出版社提出两种方案选择：一为稿费制，千字计；一为版税制。前者远远优于后者。伦苓将其读与先生听，我本以为他选择前者，孰料先生听后略一沉思，说“版税”。我怕他没听清楚，让伦苓重复了一遍，请他再考虑，他仍然说“版税”。我先感到诧异，后思索，料必是先生远瞩，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会不断再版的吧。

宝刀不老

周先生近年时有新作问世。亦曾有人表示怀疑，云先生目力已尽损，何能握笔？出于好奇，我向伦苓提出可否看看先生的近作原稿。伦苓拿出他的《红楼柳影》序手稿，我一看惊呆了：这是“天书”嘛！一篇千字文，写满八开大稿纸10页，横不成行，竖不成章，歪歪斜斜，间有大量的重叠，更有甚者，有的句子写了一半，那一半叠写到不相干的另一页上了。他全凭感觉在纸上耕耘。我见到在他那遒劲笔力字里行间，夹有圆润的铅笔字，那是女儿伦苓辨别、拼接后确认的手迹。真是字字血，句句汗，一篇短文要费老人多少心血啊！“序”文中引用了宋代女词人朱淑贞的词句，我问伦苓是不是她代查的。伦苓笑着说：“那是他吃老本，全装在肚子里的存货。”又说有些父亲觉得吃不准的，才叫她代为核实。伦苓是周先生得力的拐杖。她作为先生研究红学的助手已二十多年，开会、出访，出入相随，寸步不离。伦苓了解先生的行文特点，熟悉先生的用词规律及字的写法，故能译“天书”，准确到天衣无缝。我想周先生的晚年，没有这件“贴心的小棉袄”，恐寸步难行，更难奢谈创作了。

周汝昌先生把毕生的心血，用在《红楼梦》研究上，“半个世纪一座楼”，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多含有一个“红”字，《红楼梦新证》、《红楼夺目红》、《红楼内外续谈》、《红楼艺术》、《红楼词典》、《红楼与中国文化》以及《红楼柳影》等。有趣的是，周先生对曹雪芹顶礼膜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忘记自己的生日、妻子的生日，但曹雪芹的生日铭诸心版。每逢曹雪芹生日，他总焚香祭拜。有时无香可焚，便用几片烘干的橘皮代之，让一缕清香萦萦，寄托情怀。曹雪芹成了他心中的佛。

首次拜见耄耋之年的老人，我不好意思徒手，赠上刻有胡适先生头像，金印胡适生平、手迹的一组徽墨。先生见之有所激动，接过后，打开墨盒，拿出放大镜端详胡适的头像，又用手轻轻抚摸，若有所思。

师恩三叠。我想，他一定是沉浸在“平生一面旧城东”的温馨回忆中。伦苓告诉我，先生晚年不忘所自、知所感戴，常追忆胡适、顾随等师友对他的赏识提携之恩。又说，他还想写一篇长文缅怀顾随先生，每每开篇，常被友人、采访者、编辑等不速之客打断思绪，难以卒篇。她说，他一定会写的。

宝刀不老！

精品阅读（诗文篇）

【阅读目录】

1、《木兰诗》

2、《招魂》

3、《洛神赋》

4、《琵琶行》

5、《春江花月夜》

6、《无题》

7、《雨霖铃》

8、《望海潮》

9、《念奴娇》

10、《定风波》

23、《再别康桥》

24、《大堰河——我的保姆》

25、《雨巷》

26、《背影》

27、《南行记序》

28、《小桔灯》

29、《凤凰涅磐》

30、《新生活》

31、《〈野草〉题辞》

诗文解读荟萃

1、《木兰诗》

戎马关山报国志，魂牵梦绕女儿情。一身戎装透出一股勃发的英雄气，我们看到的是英姿飒爽的少年将军，而对镜梳理云鬓，秋波顾盼流转，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位楚楚动人的闺中女红妆。这二者在花木兰身上的统一，世世代代向人们传达着这样的信号：中国女性的伟大、坚韧与温情。

2、《招魂》

如同一个迷路的孩子，一个满腔爱国热血而又报国无门的人，他的失意、彷徨乃至失魂落魄，我们都很容易理解，甚至被他汹涌的情感所征服，他就是早已仙逝千年的古人——屈原。

为了表白自己的心境，屈原找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招魂。有人说，这是屈原在招楚怀王之魂，有人说是屈原为自己招魂，还有人说是宋玉在招屈原之魂。这无关宏旨，要紧的是，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招魂》这份宝贵的遗产。一声声对“魂兮归来”的呼唤，含着泪，带着血，透着恨，有高洁人格的表白，有对黑暗势力的鞭挞，有对故乡和祖国的牵念。

我们也禁不住要对着遥远的星空，对着这位伟大的爱国者长长地呼唤一声：魂兮归来！

3、《洛神赋》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曹植这十六个字一出，洛神之美便立刻一洗铅华，脱俗为另一境界。洛神的妩媚与妖娆，洛神的圣洁与飘逸，不过是诗人心目中美的幻化形式。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不可阻挡的，洛神之美就是凭借曹植的传神之笔，穿越了千年的时空隧道，折身射到今天。

4、《琵琶行》

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清脆美妙，白居易的《琵琶行》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弹奏了一千多年。它和它的姊妹篇《长恨歌》一道，成为奉献给千秋万代艺术精品，人道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一曲《琵琶行》，司马青衫湿。这是同情的泪，表现了诗人对被压在最下层的艺伎的理解和同情。这也是伤感的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灵呼应，使白居易不能不联想起他自己遭贬流落的命运。然而，这首传世绝唱的奇妙在于，作者对自己命运经历的描绘，在诗中却是淡入淡出，只把一怀愁绪倾泄在琵琶曲的美妙和歌女的凄凉身世中。《琵琶行》所以能响彻千年，大概正是这种悲剧美的力量。

5、《春江花月夜》

嫩绿的春色，宛转的江流，半开的花蕾，银色的月光，静谧的夜晚，大自然设计了这些良辰美景，愉悦人类的心灵，陶冶人类的情操。其中的哪一道景色都足以叫人浮想连翩，心旷神怡。然而，盛唐之初，一位诗坛俊杰张若虚却神奇地把这五种景色凝结在一首诗作之中，成为响彻历史长廊的盛唐之音，诗中之诗。

即使是在千年之后，我们如今来吟咏这篇美文，依旧是齿颊生香。它分明是一幅朦胧而空灵的水墨丹青，月夜里的江花，江花下的春水，春水边的游子，游子心中的怨妇，诗情画意、儿女情长与历史沧桑浑然一体，水乳交溶。它又分明是一首清丽而委婉的江南丝竹，以哀而不伤的浅吟低唱，赞美自然，歌唱爱情，感叹人生。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但愿我们美好的人生路上，永远有这样一片皎洁的月光。

6、《无题》

聚散离合，人生一大主题，也是一樽混合着酸甜苦辣的鸡尾酒。端起这杯酒，我们为朋友接风洗尘，端起这杯酒，我们送亲人上路远行。离别，思念，等待，这是聚少离多的人们无法逃避的三步曲。李商隐把一个“别”字写得惊天地、泣鬼神，不仅震撼了天下旷夫怨妇的内心世界，“春蚕到死”、“蜡炬成灰”也成了人们对感情、事业至死不渝、孜孜追求的誓言。

7、《雨霖铃》

天下有情人难舍难分的那一份眷恋，那一腔离恨，谁能一语道破？请领略一回词坛妙手柳永的《雨霖铃》。

阵阵寒蝉，悠悠斜阳，浩浩烟波，泪眼对泪眼，无言对无言，好一幅凄侧委婉、柔肠百结的挥泪图。

一片残柳，一弯晓月，一叶扁舟，多情的远行人，孤独的异乡客，好一曲深情脉脉、离恨悠悠的丝竹调。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可这一份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我们要永远珍重在心头。

8、《望海潮》

江南胜景自古叫人魂牵梦绕。钱塘大潮，西湖美景，更叫人心醉神迷。而一经柳永《望海潮》的点染，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异邦，也起了“投鞭渡江”、入主江南之心。

展开《望海潮》，满眼一派商肆繁盛的承平气象。商贾云集的古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沉浸在“夜夜歌声，户户管弦”的歌舞升平之中。然而，素有天堂美誉的杭州更有天赐美景：八月钱塘、西湖秀色。钱塘大潮是晴空排浪、怒涛卷霜雪的黄钟大吕；西湖美景则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丝竹管弦。

美的景致，美的画面，美的笔调，美的神韵，美的音律，柳永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美，脱俗的美。

9、《念奴娇》

如果没有苏轼，中国的词坛不知要失色多少，《念奴娇大江东去》可以作证。

这首千古绝唱，以它排山倒海的气势和大开大阖的历史纵深感，倾倒过无数的爱国志士、骚人墨客，直到今日，它依旧余音绕梁。

捧读这篇力透纸背的传世经典，我们看到了把酒临风的苏东坡，听到了他穿越时空的感叹。一面是流淌着的现实：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江水涛涛，壁立千仞；一面是逝去的历史：烽烟滚滚，战旗猎猎，曹操周瑜诸葛亮，一一从眼前闪过。字字声声，都是对锦绣河山的赞美，对历史豪杰的钦佩和报国壮志的抒发。

这首激越雄浑的英雄交响曲，鼓荡过前人的心扉，也点燃了今人爱国报国的热情，这是一颗要永远保留的火种。

10、《定风波》

世人激赏苏东坡的文采之美，更赞叹他豁达的心胸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这一人生境界在《定风波》中表现得酣畅淋漓。

途中遇雨，触动了他敏感的心灵。仕途多舛，宦海沉浮，与眼前这场猝不及防的山雨何其相似，苏轼一样等闲视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眼前虽然风狂雨骤，电闪雷鸣，不过是历史的一瞬，人生的插曲。身居庙堂，要上报国家，下为黎民；身处江hu，则要甘守清贫，耐住寂寞，追求难能可贵的心灵宁静。

乐观，积极，达观，超脱，笑对人生，这似乎就是苏东坡暗示给我们的画外音。

11、《水调歌头》

高天上一轮明月，阅尽了古今变迁，人世纷扰，悲欢离合。因此，借月咏怀之作，世代不绝。苏轼的《水调歌头》一出，技冠群芳，成为领衔之作。

明月如明镜，映照环宇，也映照心灵。苏东坡心寄明月，把自然、神话和人生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他振起想象的双翅，巡视天宫，叩问上苍，俯瞰人间。在唏嘘感慨之中，不由得发出了“不如归去”的喟叹。但这种归隐决不是对现实的逃逸和回避，苏轼旷达的胸怀和人文关怀情愫使他禁不住发出期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千百年来，我们吟咏着它，在花前月下与亲朋相聚；吟咏着它，在异地它乡思念故乡亲人。一曲《水调歌头》，承载着世间诉不尽的豪情与离恨。

12、《满江红》

高楼独上，栏杆拍遍，仰天长啸。岳将军一曲《满江红》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真谛。

展读这篇气吞山河的盖世雄文，一股碧血丹心的豪杰气迎面而来。山河破碎，生民涂炭，使岳飞怒指匈奴胡虏；收拾金瓯，重扶社稷，又使岳飞顿生凌云之志。爱国，在这里字字掷地有声：怒发冲冠是爱国，仰天长啸是爱国，饮匈奴血是爱国，啖胡虏肉是爱国。这一面神圣面庄严的旗帜，使通篇笔笔有情，字字生辉，一腔忠愤，喷涌而出。

读《满江红》，思岳将军，继承光大这笔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责无旁贷。

13、《声声慢》

讲离愁，讲孤寂，讲悲秋，李清照的《声声慢》当推榜首。

孤独与思念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是人本能的思维联想。能把这种心理感受透彻明白地传达出来，激起他人的精神共振，自然是文字妙手。在此，李清照可谓大家。一片落叶，一声雁叫，一滴秋雨，一柄青灯，李清照都能点石成金，赋予它浓郁的感染力。李清照的《声声慢》以明白如话的语言风格和错落和谐的韵律节奏营造了一种化不开、驱不散的孤独失落氛围。读着它，我们似乎听得见阶前滴雨，长天孤雁，看得见梧桐落叶，昏黄孤灯。无疑，这是一种凄厉的美。

14、《破阵子》

一曲《破阵子》，一股英雄气。辛弃疾以他掷地有声的笔触，简捷而雄健地勾勒出一幅豪杰长啸的素描。

矢志报国而又壮志难酬，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最大冲突。一柄寒光四射的利剑，在灯下看了又看；催征的鼓角，嘶鸣的战马，夜夜进入难圆的英雄梦。腐朽的王朝无情地粉碎了他的英雄畅想，在空荡荡的历史长廊，只留下诗人“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苍白呐喊。

15《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多么艳丽的色彩，多么清新的画面，可它演绎给我们的却是一出哀婉凄楚的爱情悲剧。

封建礼教摧毁了陆游的纯真爱情，但它无法阻止陆游对爱情的想往和歌唱。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力回天，只能把一怀愁绪、一腔悲愤倾泄在于事无补的词中。一首《钗头凤》挽回不了陆游的爱情世界，但它成了千古绝唱，吟颂它，我们不是可以清晰地听到追求爱情自由的呐喊声吗？

16《岳阳楼记》

文以人传，人以文传，一篇《岳阳楼记》使范仲淹不朽。

自古以来，为楼写记多难脱俗，一篇《岳阳楼记》却如春风拂面。四百字短文，叙事、写景、论理融为一炉，交相辉映，了无痕迹。叙事，扼要清晰；写景，变幻莫测；论理，警策世人。岳阳楼的几落几起，洞庭湖的波息波兴，与人世间的王朝更替、宦海风涛、人生旅途何其相似。范仲淹虽身处逆境，却心怀天下，他登临巍巍岳阳楼，放眼八百里洞庭，道出了震憾古今的心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7、《爱莲说》

为一种非人类的东西赋予人的品格和情感，最能见出人的境界和格调。北宋的哲学家周敦颐写下的《爱莲说》以其超凡脱俗的风骨赢得了世人不绝的赞叹。

作者激赏莲花，在于其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这种对花中君子的赞美，正是对人类精神境界的追求和想往。在高洁的精神王国，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哪怕象牡丹般的绚烂，最终仍要归于平淡，人格、气节、精神的完善与丰富，才是自身修养的最高追求。

18、《阿房宫赋》

一篇《阿房宫赋》把封建王朝的奢糜腐朽撕破给世世代代看。

其实，杜牧在《阿房宫赋》里不过是揭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逶迤三百里的雕梁画栋正是劳苦大众的累累白骨；余音袅袅的朝歌夜弦正是穷困百姓啼饥号寒的变奏；金碧辉煌的阿房宫正是秦皇自掘的坟墓。

前车之鉴，留予后人。一篇《阿房宫》，即是挽歌，又是警策。

19、《陋室铭》

身居陋室，心忧天下，自古以来就是仁人志士推崇的高风亮节。刘禹锡凭借《陋室铭》这篇传世之作发表了他响亮的人生宣言。

在这篇只有八十一个字的短文里，我们可以清晰地解读出这样达观而又充满哲理的人生态度：生活的清贫绝不妨碍精神的富有，拥有高尚的情*与宽广的胸襟，就拥有了丰富多采的精神广场，清贫的物质世界顿时会对你绽开异样的色彩，一片青苔，一抹草色，一缕清风，一阵蛙鸣，都有了几分圣洁的意味。达到了这层境界，我们尽可以坦然反问：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何陋之有”？

20、《桂枝香》

晚秋，残阳，孤帆，旧地，最能激起一怀愁绪。为亲人忧，为前程忧，为金钱忧，为国家忧，为天下忧，忧之不同，境界自现。王安石在金陵胜地登高远眺，千古得失，时事风烟，一起奔来心底。耳听滔滔江流，亡国之声《后庭花》音犹在耳；凝望古都遗迹，“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警策之语历历如新。

赏秋色，伤晚景，叹兴替，抒胸臆，好一首千古无双的《桂枝香》！

21、《鹊桥仙》

天上人间，人间天上，秦观凭借对牛郎织女美丽传说的点化，把我们引领到一片圣洁美好的柔情之地。

仰观灿灿的星河，巡视无尽的苍穹，人们在永无休止地寻找着精神寄托，爱情追求。人们一遍遍讲述七夕相会的神话，一次次追求，又一次次失败，再一次次奋斗。经历了千年万代的红尘磨难，人们懂得了在失败的悲剧中品味欢乐，也懂得了在欢乐的喜剧中寻求

永久。秦少游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道出了个中真谛。

22、《可爱的中国》：不分肤色，无论地域，在人类拥有的优秀品质中有一项永远光芒四射，那就是爱国。屈原叩问苍天，怒沉汩罗江；辛弃疾梦里沙场秋点兵；谭嗣同横刀向天笑，迸发的无不是爱国情怀的万丈光焰。而方志敏一篇《可爱的中国》，则点亮了中华民族爱国方阵中一支最亮的火炬。在这篇绞刑下的报告里，我们透过鲜血浸透的模糊字迹，读到了这位伟人的倾诉和挚爱；在这曲屠刀前的歌唱中，我们透过橐橐的镣铐声，听到了愤怒和呐喊。

23、《再别康桥》：在人的情感世界里，惆怅最叫人难以言传。因为它是人心灵中的稀有元素，只有在丰富而细腻的感情土壤里才能觅见它的踪迹。徐志摩凭他一支灵动的笔把这种高难度的心灵告白推向了极致。这短短的二十八行小诗，似一片薄如蝉翼的轻纱，似一道若有若无的薄雾，似一泓明澈照人的清泉，把与康桥依依惜别的心境营造得如诗如画，使千千万万的读者在不经意间弹响了隐在深处的心弦。

24、《大堰河——我的保姆》：母爱，人类情感走廊中的上品，伟大永远是它的同义语。而儿子对母亲的依恋，对母亲的倾诉，对母亲的追思，听来一样叫人荡气回肠。母亲脸上偷偷抹去的泪花，对儿子乳名的一声轻轻的呼唤，还有满手的老茧，微驼的背影，飘动的白发，哪一个做儿子的不会刻骨铭心？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所以不朽，就在于它把母子的心灵传递描摹得如此撼人心魄。

25、《雨巷》：美在朦胧，美在印象，美在想象。因为这为我们搭建美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一把油纸伞，一条石板路，一段篱笆墙，一枝苦丁香。悠长的小巷，如丝的细雨，轻轻的叹息。戴望舒就在这诗情画意的色彩组合之中，小心翼翼地托出了想象中美的女神。读《雨巷》，无异于美酒在手，橄榄在口。

26、《背影》：《背影》，一篇娓娓道来的文字，何以在文坛不朽？正在于它是一记情感的重锤，重重地敲击在人的心灵共鸣点上。父子亲情，罄竹难书。但在这里，背影的一瞬化作了永恒，一个背影力敌万语千言的倾诉。背影，恰似一道情感的闪电，照彻千千万万颗赤子之心。

27、《南行记序》：面对着岁月的流淌，人会发出种种慨叹，有欣慰，也有追悔；有满足，也有失落；有自信，也有畏缩。《南行记序》带给我们的是振作与鼓舞。在生活的洪流中，没有一个隔岸观火的旁观者，或迟或早，或快或慢，或主动或被动，哪怕是裹挟也要前行，因为时光永不止息。一旦踏入永不回头的生命航线，与其退缩徘徊，消沉叹息，不如昂首挺立，引吭高歌，《南行记序》正在这样说。

28、《小桔灯》：大概冰心老人自己也没想到，她点燃的那盏小桔灯幽幽的烛光已经在中国文坛上闪耀了半个世纪。小桔灯摇曳的荧荧之火，既照出了国统区人民的水深火热，也照出了穷人的孩子的镇定、勇敢与成熟，更照出了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良知。只要有了博大的人文精神，无论是舍生取义的惊天动地，还是烛光闪闪的娓娓道来，同样折射作家的心灵，同样动人心魄。

29、《凤凰涅磐》：如果我问：什么鸟最美丽？你会说：凤凰。如果我问：什么鸟最吉祥？你还会说：凤凰。这种幻想中的吉祥鸟以它的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奠定了它在飞禽中的至尊地位：百鸟朝凤。然而，它的另一幅幻象更加夺人心魄——凤凰涅槃。想想看，这是何等惨烈而壮丽的美：在冲天烈焰中，死而复生的火凤凰腾空而起，长鸣着直上九重。这一声声长鸣，是解脱的欢愉，是重生的欣喜，也是未来的召唤。

30、《新生活》：生活是什么？这是一道有无数任选答案的开放式考题。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是生活；游戏人生、醉生梦死是生活；拼搏奋斗、披荆斩棘也是生活。在人生的竞技场上，从来没有一个悠闲的看客。但是，扪心自问：为什么生存？为什么生活？我要驾驭生活之舟驶向哪个港湾？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热爱生活，索解生活。

   31、《〈野草〉题辞》：面对一株野草，有人看到了柔弱，有人看到了绿色，有人看到了无用，而鲁迅看到了生命和抗争。他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品格中看到了野草的坚韧，从吸取露，吸取水中看到了野草的平凡，又从将被地火吞噬中看到了野草的坦然。而这一切对野草的赞美，都是这位时代斗士对恶势力的诅咒，对光明的期盼，对牺牲的大无畏。读一读《〈野草〉题辞》，我们或许会更加理解什么叫“横眉冷对千夫指”，什么叫“怒向刀丛觅小诗”。